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国军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因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陆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