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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牺牲经过及其墓葬问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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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之。俘送其妻于京……
这段记述系于顺治三年，实为二年之误，但它的内容却可以和清朝官方奏报相印证。据阿济格奏报，他南追李自成、经八次战役“俘贼两叔：伪赵侯、伪襄南侯并自成妻妾二口，获金印一颗。又获伪汝侯刘宗敏并一妻二媳、自成养子伪义侯张耐妻、伪齐侯顾(谷)英妻、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及术士伪军师宋矮子。……其贼两叔及伪汝侯刘宗敏，俱斩与军。”按左光先在定州抗战中，已因所乘马被砍而“坠伤一足”38，大约因此才随“老营"行动的。《清史稿》在《阿济格传》中大书:“斩其将刘宗敏，俘宋献策。宗敏，自成骁将；献策，贼所倚任为军师者也"，这说明刘宗敏之死和宋献策被俘，无异使李自成失去左右手。又按:前此清军攻破米脂县时，由于敌视李自成，也是“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39。刘宗敏等牺牲后，其亲族及祖墓也同样被抄斩、被发掘40，可见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附带说明的是，据我们考证，宋献策这次被俘后未被杀害，是因为他以卖卜为业，而满洲贵族迷信此道，“重其术"，故把他收入旗下，这和牛金星父子的投降微有区别。有的同志根据《明史·李自成传》所说:斩宗敏等于军，而“牛金星、宋企郊皆遁亡”之说，断言牛金星不知所终。或又信《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以为李自成退至辰阳一带时随从中尚有牛金星之在内。但李自成根本未至湖南，牛金星父子必是在大顺军撤出襄阳之后和武昌失陷之前投降于清朝的。牛亻全并于顺治二年任黄州知府，在任内因“贪赃巨万"被纠弹的，而清朝只查牛亻全的贪污一案，却不追究其为大顺襄京尹的历史，也不株连牛金星，可见牛氏父子不止是一般地投降变节，暗中可能有出卖革命的罪行，否则不会得到清朝的如此优待。
武昌府之战不仅使大顺军损失了大将并牺牲了大批眷属，而且留在这一带的几百只战船也被清军夺走了，这就使清军得以更迅速地沿江东下追击李自成及其前锋部队。《满洲名臣传》说:兴鼐“追剿李自成于武昌，摄(蹑)击之富池口，获其船，贼党整众据河岸拒，兴鼐偕同护军统领哈宁阿、参领希尔根击退其众。"又《佟岱传》：“剿流贼李自成……追至湖广，获贼船于富池口。”这说明部分大顺军是乘船东下的，因敌军追及，部分大顺军还曾舍舟登岸，临江列队抗战。
大顺军在富池口之战后，曾攻克兴国州(今阳新县）。《明史·忠义传》：“王乔栋……单骑到任。巡抚何腾蛟委署藩臬以下七印。乙酉夏，李自成据武昌，乔栋时督粮兴国州，贼至，城陷，自缢死。"据同治《兴国州志》:“顺治乙酉春，李贼复陷荆襄，蔓延州境，诸生柯永亮集乡人御贼于大冶湖。"《县志》又有“顺治乙酉，闯贼入境”，“乙酉夏，流寇扰境"的记载，可见兴国州一度曾为大顺军所控制。
清兵是分水陆两路进至九江的。光绪《黄梅县志》:“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追逐闯贼至此，及左兵前后经过，寸土蹂躏。"《县志》的纂修者在此把清朝的“王师"和左良玉的土匪兵并视为两大祸害，可见清军对人民残害之深。《县志》引《白茅集》：“五月，大兵过蕲黄境，挽缆除道，征民夫例户出一人。”蕲黄指蕲州(今蕲春县)、黄梅。清兵由黄梅南下，遂迎头截住了东下到九江的大顺军。又《满洲名臣传》:“自成奔湖广，(瑚沙)追剿至安陆……获其船，东至九江口;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营。”按袁继咸《浔阳纪事》:“四月二十七日，不意清追闯至浔，诸镇将甘负国恩，遣使投降。”当时抵九江的当是清军前锋部队而非阿济格本人。
大顺军前锋在九江被击败，前进道路已被堵塞，遂向西撤退到瑞昌一带。同治《九江府志》：瑞昌，“乙酉五月，闯贼压境";又云，“时闯党寇九江，励(徐守励)奉檄招勇仗义追之。寇始溃，后寇蜂聚复仇。"又云，“李闯寇瑞，(胡文光)散财募勇，立寨以拒，击退其众，并歼伪总兵，贼退复来。"又云，“乙酉夏，值闯贼奔窜，流氛飙至，聂家众与敌，杀贼将五人、兵数十人，次日贼兵悉来，聂亦战殁。"这说明瑞昌一带地主团练的凶焰。正是由于这些地主武装与清军配合，使大顺军在这一带无异腹背受敌，加以地理环境不熟，山势陡峻，不利骑兵，因而遭受重大损失。同一府志又载，“顺治二年，王师南讨，李自成望风而奔，至瑞昌罗城山，辎重委弃如山，妇女遗落数千，迷路过堰山，栈道如绳，险同剑阁，下临深潭，人马惊坠，淹溺千余骑。"
大顺军下九江克兴国州的先锋大将是白旺，他在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内部受到极大震撼时，被叛徒王体中杀害。《绥寇纪略》:”自成死，旺军乱，体中乘便杀旺，挟其众以降。"《寇难志》王体中“杀贼将白旺于兴国州”41。白旺一死，使进至鄂赣边境的大顺军顿然失去向心力，有的就跟随意志不坚定的将领投降清朝。据《永历实录》:
王得仁……为李自成骁将，所部兵皆精锐，自成渡江死于宁州，得仁已先驰至南(昌)瑞(昌)间，金声桓降虏守南昌，得仁孤窘，遂举兵附声桓，……与声桓益收诸溃军，凡左营降兵差发归农者皆投声桓，自成余兵溃入江西境者则投得仁，合兵逾十万。
而其中,王得仁之众达五六万，马数万匹，“甲仗精好"，这反映了李自成所遣东下的前锋部队力量之强。
七李自成是永昌二年（1645)五月上旬在通山境内牺牲的
由于吴伟业不明湖北地理，只知有通城，不知有通山，因而竟把九宫山“搬家"到通城，硬说通城的小山锡山一名罗公山，即九宫山的异名，所以特把《绥寇纪略》第九卷标题为“通城击"，又凭空画了一条由金牛、保安走延(咸)宁、蒲圻而至通城的路线，后人沿袭此误的不少。有人还说，这条路线“以今入湘之路证之，皆合。若通山之九宫山，东接江西境，入湘决不由此也”。殊不知所谓李自成企图追踪何腾蛟进据湖南云云，本属臆揣之词。
按《寰宇通志》明记：“九宫山在通山县南八十里"；嘉庆《湖北通志》:“通山九宫山，在县南八十里"，并引《舆地纪胜》云：“其山高峰九层，故名。”可证九宫山自古以来在通山而不在通城。而同治《通城县志》却说，九宫山：“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又云，“银山，一名锡山……旧传唐罗公远修炼于此，故又名罗公山，明季李闯逃窜山下，土人纠义勇击毙之，见《廿二史》"。既然李自成在此“为义勇击毙"，那就是一件大事，何以当地志书竟无任何考证?又不载杀李自成的任一“义勇"的姓名及官府给他们以奖赏的经过?再证以嘉庆《湖北通志》:“通城锡山，在县南五里，旧产银，曰银山。又产锡，今俱无。"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锡山除“银山”外还有其他名称，这就可见它与九宫山或罗公山都毫不相干了。而且，何NFDB1《澧州志林》已据《湖北通志》“罗公山在黔阳县东南一百六十里，周围五百里，四面险绝"的记载辨明:“罗公山实在黔阳，俗名罗孔八面山。称‘在通城者’误。”又《明史·地理志》也注明通山有九宫山，黔阳有罗公山，通城有锡山，三者各不相干。而《甲申朝事小纪》说:“考唐仙罗公远虽为武昌通城人，而通城实无罗公山……楚志载有罗公山在辰州黔阳县……山顶有庙祀真武非虚。俗传贼为帝阴殛，……闯贼实殛死，瘗于黔阳无疑。"此《纪》肯定罗公山不在通城而在黔阳，是对的。但硬要说是罗公山真武庙的神灵“显圣"，“阴殛”李自成，从而证实李自成乃埋骨于黔阳，则就愚而诬了。
李自成牺牲的地点，本在今湖北通山境内，而非通城。这个问题1956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所发表的答读者问和有关的几篇文章已有论证。我们这里需要辨明的是李自成的殉难地点并非在九宫山上，而是在九宫山数十里外的牛迹岭(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详细说明)。另外还要补充的是：李自成死于通山而非通城的问题，早已为清代学者考证清楚。如《烈皇小识》就说：自成“趋通山，登九宫山";《大清一统志》卷258说:“九宫山在通山县南八十里"，并注明李自成“过此为人击死"。魏源《圣武记》也说:“自成入祷九宫山，为乡民所锄";并注:“山在武昌府通山县东九十里。”《小腆纪年附考》：“自成自以二十骑趋通山之九宫山，遇乡兵，乱刃交加死。"夏燮《明通鉴》更大书:“顺治二年夏，李自成兵败，走死通山";并附《考异》云:“盖九宫山实隶通山，故《东华录》亦注云:‘山在武昌府通山县南九十里’是也。”
另据驻军于九江的阿济格的奏报，他曾派兵入九宫山“遍寻李自成不得";《清史稿·世祖纪》也说:“阿济格败李自成于邓州，穷追至九江，凡十三战，皆大败之。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这十三战的后五次，显然是指清兵在瑞昌、兴国直至通山九宫山一带与大顺军的交锋。《满洲名臣传》：“瑚里布败贼……追剿至九宫山，五战皆捷";又瑚沙“东至九江口……破贼营，又追败之于九宫山。"又《清史稿·尚可喜传》亦云：“复与英亲王合军下九江，闻自成窜死九宫山，乃班师。"可见这个九宫山只能是在距九江较近的通山境内，而不会是在较远的通城。
据此，我们分析，李自成是由保安到金牛，经过武宁境而进入通山的。他本人并未到过蒲圻，更谈不上去通城了。康熙《武昌府志》:“顺治二年，李自成残寇焚杀蒲圻诸县"。所谓“残寇"，显然是指李自成死后的余部。
据民国刊《湖北通志》大冶“北陆路九十里至本县道士氵伏，……又西陆路一百五十里至通山县界"。如果说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一支部队五月初由九江上游登岸经瑞昌而西至保安、金牛，再由保安、金牛经二百余里山路而至通山县境，为时必在五月初。同治《通山县志》记，“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闯贼数万入县”，时间正好吻合。因此我们推断，李自成牺牲于永昌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上旬，即在大顺军入通山境后几天，姑定为五月八日己丑，即公历六月一日。童书业先生认为“自成之死，最早不得过五月中下旬，最迟亦不得过六月上旬。"这是因为他过于坚持所谓李自成曾在武昌住五十余日的说法。所以说:“自成于左良玉东下后至武昌居五十日后始走通山而死。则自成死于五月中旬以后，似可推定。"(《李自成死事考异》)但李自成之进驻武昌既在三月底以前，而《浔阳纪事》又明载清兵在四月二十七日已“追闯至浔"，即可证李自成之驻留武昌实际不满一月，从而可以推定其牺牲时间，也不可能更晚于五月上旬。也正因为当时随李自成入通山县境的还有数万之众，如果李自成健在并能占据像九宫山这样形势险要之区以为临时驻营之地，未必不能使局部地区已经显然恶化的战局有所好转。正因为他入通山境不数日即牺牲，其部属突然失去领导，陷入群龙无首、丧失斗争勇气的状态，因而数万之众非被屠杀，即被迫投降，其余的只能由蒲圻、通城向湘北转移。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分析:
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继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余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
说什么大顺军“自悔自艾”，故尔甘愿受南明控制，这显然是诬蔑，所谓大顺军二十余万众均可由他“操纵自如"，也是自抬身价之辞。但他认为只有在李自成意外牺牲之后，他这个“空拳徒手"的总督才能坐收节制(这只是名义的)这二十余万众之利，这倒不失为自知之明。
《思文大纪》说:李自成“走居鄂地……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十万"云云，虽不免过甚其辞，然也可见大顺军在九宫山地区牺牲之惨重。按乾隆《长沙府志》说，“乙酉二月，闯贼自江西来寇，陷浏阳。"又说:“周二南以新秩迁长沙，李自成自兴国间道入境，二南督黄镇兵御于浏阳……。”这都说明大顺军在李自成牺牲后进占浏阳的部队是由江西和鄂南转移而来。《永历实录》说:何腾蛟是“从宁州，过浏阳，走长沙";又说他是“从九江斜走瑞州，由万载入湖南"的。实则据《三湘从事录》:何腾蛟并未去江西，乃是从崇阳转道湖南。但王夫之的说法，却帮助我们了解了大顺军攻浏阳的部队的来龙去脉。至于他说的大顺军“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云云，也可使我们看到李自成牺牲后，遍布在鄂、赣、湘三角地带的数十万大顺军艰苦斗争的若干情况。
文献资料对李自成殉难的时间，纪述不一。《明史·流贼传》说他死于顺治二年九月，显然过迟。《圣武记》记闰六月，则是根据清世祖实录所记的阿济格奏报的月份。但阿济格的奏报，是他在此前早已得知李自成死讯，而后又经过反复调查才上奏的。他说:“贼入九宫山，遂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为村民所困不能自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云云。须知阿济格当时驻于九江，并未亲至九宫山，他是在“遍索"和“四出搜缉"均未获李自成后才得知其死讯的，而后又派人往认李自成遗体，这中间的过程，决非十天半月所能竣事。而且，《实录》记阿济格这一奏报于闰六月甲申，当是指清廷看到奏报之日，而非指阿济格自九江发出奏报之时。据《东华录》顺治二年闰六月庚寅，清廷即遣人赍书往谕阿济格：“寇氛既靖，宜即班师!”而《清史稿·世祖纪》也据此写道：“闰六月庚寅，诏阿济格班师。”按是月辛已朔，甲申为初四日，庚寅为初十日，相距仅六日，当时没有电报，阿济格自九江送北京的奏报，又何能于三、五日内到达?更无论下诏班师是大事，必经清廷筹商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了。
因此我们推断，阿济格发出奏报当在六月中，清兵初次入九宫山“遍索”李自成必在五月间，而至迟在五月上旬李自成已牺牲了。显然，《国榷》记李自成之死于四月庚辰(二十八日)是嫌早了。《小腆纪年附考》根据《绥寇纪略》所记叛徒王体中在李自成死后，刺杀白旺降清，复“定江西”，因不肯剃头遂于七月二十九日被杀这件事，推论李自成之死在四五月间;又徐世溥《江变纪略》谓王体中六月四日和金声桓同驻九江，是他降清当在五月底。而《永历实录》还载有南明隆武朝都御史郭维经奏:李自成或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界内，传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腾蛟乃知”。因此，王夫之也大书:“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野人所杀"云云，均可助证我们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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