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注：截至目前，直隶教案的宏观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相关文章也只有董丛林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篇。文章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直隶的38起教案进行了研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经济、思想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的变化。兹概括如下： 

　　　　一　地产之争引发 

　　（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 

　　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官地，可以奏明给予；如系民地，亦可置买给予，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