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仍坚持抓紧联络帮会的工作。陶成章与光复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龚宝铨为了推进革命事业“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濒危难……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陶成章在浙东联络会党时，运发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以及敖嘉熊编的《新山歌》、魏兰编的《孔夫子之心肝》等书籍，购买赠送《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努力在浙东会党中传播革命思想。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工作是光复会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创造具有鲜明的特色。一个特色是与非光复会同志合作进行。光复会成立后，原爱国学社社员敖嘉熊（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在《苏报》案后，也回到浙江，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游历，结交当地会党。敖嘉熊后来回到嘉兴就倡建温台处会馆，作为江、浙、皖三省交界处会党的联络中心。魏兰和陶成章先后前往，分别担任会馆的总理和执事员。敖嘉熊还准备创立“祖宗教”，作为联系会党的手段。蔡元培曾邀约敷嘉熊加入光复会，敖嘉熊表示可以“有事相助”，但不愿参加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一直搞到1905年5月，因敖嘉熊家遭变故，经费无从维持，才无形解散。敖嘉熊回到家乡，魏兰远走爪哇。陶成章、龚宝铨从嘉兴到绍兴，协助徐锡麟筹办大通学堂。“于是，绍兴不仅成为光复会本部的活动中心，并且也成为浙东会党的联络中心。”[6](P356) 

　　陶成章联络会党的另一个特色是利用学校作为基地。1904年陶成章曾经在云和先志学堂任教习，以校为基地，开展联络会党的活动。1905年初陶成章向刚加入光复会的徐锡麟介绍了浙江会党的情况及运动会党的重要性。在陶的影响下，徐于同年二三月间前往嵊县、诸暨、义乌、东阳、缙云等地，访问并结识了一些帮会首领，在联络帮会的过程中徐锡麟看到了浙江哥老会的一些弱点。他认为“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部勤，不能为用”，打算在家乡绍兴东浦附近大通桥畔筹建学校。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与此事，陶成章本人亲自去杭州学务处递禀立案，还邀集吕熊祥等人前来协助。1905年9月大通学堂在绍兴创办，成为浙东帮会的联络、训练中心。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按照这一规定，先后进校学习的帮会骨干和其他有志青年600余人全部成了光复会会员。现在名单中有确切姓名可查的就有63名，在大通学堂任教的老师参加光复会的也有17名，另有总理、庶务、监学等办学人员7人入会。（注：参见《光复会党人录》，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国内第一所训练会党头目、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P237)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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