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农民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离开自己的原来立场，它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他们彼此之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每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代替他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前引书，第693页。）。从秘密会社的社会构成——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所固有的特性来看待，由这两大类组成的秘密会社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国时期的秘密会社为什么在*上显现出不稳定性、游离性、或日分散性及其破坏性。今天它们为民除害，打击贪官污吏，明天又与人民为敌，甚至攻打工农红军的队伍。此地一个会社参加革命的暴动，彼处同样性质的会社又为虎作伥镇压革命。有时他们为安定社会结社聚义抗击官匪，有时他们又打家劫舍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诸如此类，不一一而论。这些都体现了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的特性，概括起来就是*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性，对社会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作用。

　　*上盲目性显而易见。如明溪一心会，“自谓能以符咒避免枪炮，可以抵抗土匪，为自己最便良法”。其“邑人民历受匪害，致入会者争先恐后，政府亦利用之以剿匪，匪果绝迹。嗣因人众复杂，宗旨渐变，竟有与官军反抗，现为政府厉禁”（《明溪县志》卷2“大事志”民国32年铅印本。）。这种会社目标的不断变化，屡见不鲜。又有漳平红带会，基本成员为农民，由于土豪劣绅操纵该会，却成了专门与红军作对的会社。（刘明辉、刘立超：“红军足智多谋，‘红带会’一败涂地”，《漳平文史资料》第七辑。）同是一个会种的沙县夏茂大刀会，1931年却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举行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暴动，并取得胜利。（罗莲善：“夏茂大刀会活动见闻的片断”，《沙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时隔两年，又是夏茂大刀会，却在反动的团总驱使下堵截攻打沙县的红军，给红军力量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另有松溪大刀会，1935年1月将转移途中的红军医院里的伤病员残酷杀害二十余人，成了反动阶级的帮凶。（何明兴：“辛未年刀会攻城记”，《松溪文史资料》第七辑。）更有甚者，如宁德的乐善社头目陈有昌，1939年与汪伪政权联系，走上拥护汪伪政权与人民为敌的通路。（“三都反动大刀会组织概况和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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