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设立考察*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xxxi]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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