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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