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中他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便是“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由来。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者，首先在于他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痛心？”（《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页）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他有力地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时弊，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这些动情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志士的满腔悲愤和强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孙中山之所以要反对清王朝，进行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国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的瓜分。孙中山一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但他能屡败不馁，并从中吸取教训，不断前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其爱国精神令人感佩。其次在于他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烈。长期的国外生活（因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不能回国）和早年接受的近代教育，使孙中山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但他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民族自卑感，更没有丝毫拜倒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媚骨。相反，他始终对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认为只要善于向西方学习，中国就能够实现富强，不仅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强国，而且还可以“驾欧美而上之”。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写道：“以（中国）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雄，无敌于天下”，只要“举国之人皆能通晓”和“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他在1904年写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信中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只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满怀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当时中华民族被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说出如此热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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