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年羹尧在雍正登基以前，于争储之际，借外任之机帮助雍正箝制西北的争储对手允禵，使其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致力于京师的争斗，所以就此而言雍正是“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2] 迨及雍正元年 (1723)，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在青海起兵反清，朝内朝外一片哗然。年羹尧在雍正皇位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临危授命，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平定了这股反清势力，继而提出治理青海的筹边十三条，最终驱逐了准噶尔在青海的势力，使西北、西南的政局得到控制并渐趋稳定。这次胜利对雍正而言意义重大，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上的胜利，雍正的威望由此大大提高，皇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由于这些功绩，雍正称年羹尧为“恩人”^[3]，倍加恩宠。一年以来，“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4]，又赐“团龙补服”、“御用貂帽蟒袍”，以及其它许多“非恒有”^[5]之物，且恩及年氏“一门四世”^[6]，年羹尧荣宠至极。

大小臣工见此，纷纷趋附其门下。年羹尧趁势恃宠而骄，居功自傲，进而得意忘形，所作所为有：出门则黄土填道； 验看武官，用绿头牌引见； 行文督抚直书其官名； 选官任用私人等。 更有甚者雍正二年（1724）十月史载其“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羹尧颔之而已。至御前，[也是]箕坐无人臣礼”^[7]。这种行为与态度不能不引起雍正的厌恶与不满，在雍正看来“为人臣者，义当唯之有君”^[8]，而年羹尧却在一步步的僭越犯上。这一切与雍正对他的告诫“尔等功臣要得以保全，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於绝路，三者缺一不可，”^[9]相抵牾，加剧了他与皇权之间矛盾的激化，成为雍正因年羹尧知悉争储内情而必诛之的催化剂。

总之，在封建专制下，为了维护皇权的至上与独尊，雍正不能不萌发诛灭年羹尧之心。但是鉴于年羹尧的拥立之功，平叛之绩，势力的强大，雍正欲整治年羹尧还有所顾忌，没有把握。于是他先从年羹尧的亲信着手通过道道朱批，摆明他对年羹尧的不满，以此进行试探，希望这些人揭发年羹尧。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二月，他先后朱批王景灏折；年羹尧“有许多朕不取处”^[10]，你应“秉公不阿附”^[11]；同时又告谕年羹尧的另一亲信李维钧，年羹尧“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12]，你亦应“渐渐远之”^[13]。可见雍正对年羹尧亲信频施手段，但是或因年羹尧根基太深，势力太强，无人敢于揭发；或因君心莫测，胜败难料，揭发尚早；或因他们荣辱相系的利害关系，不愿揭参。总之，到雍正三年（1725）初，这些亲信依然处于缄默状态，对雍正的朱批试探没有回应。这令向以“戒急用忍”^[14]自勉的雍正开始着急。他寝食难安，百计营谋不得良策。在这种窒闷的情况下，雍正想到了年羹尧的对立面蔡珽。

蔡珽（？—1743），奉天正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的进士，后改庶吉士，授检讨。以学问优长供直翰林院，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又晋掌院学士。^[15]与此同时年羹尧由庶吉士授检讨，又由内阁学士出任四川巡抚，渐又升任总督，此二人的首次冲突发生在康熙末期。当时储位之争日趋激烈，雍正也参与其中，并且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想在大臣翰林中培植亲信，年羹尧作为雍正府邸之人，留意此事，向雍正推荐了声望颇高的蔡珽。并夸口说：“臣传王谕，伊必来效力行走”^[16]。未料到康熙六十年（1721）去请蔡珽，遭到拒绝，于是对蔡珽开始抱有成见，而蔡珽的出任四川巡抚又使这一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史载：“四川为天下奥区，号绝险，北倚剑阁，南府乌蒙、乌撒，东扼瞿塘，西阻黎雅” ^[17]，地通西藏，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而四川巡抚一职，负有“安内攘外”之责，与其他巡抚相比，责任更大。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开始其川抚生涯。康熙五十七年（1718), 又出于战备需要，上折请设四川总督一职，康熙接受并授其为四川总督，仍兼巡抚。 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 三月，年羹尧上折以准备“亲自进兵”，不便行使川督重任为由，请求另派官员来署理总督之任，只任川抚一职。同时向康熙推荐可胜此任者，“惟有原任吏部侍郎塞尔图”，声称他“深悉其人，廉静寡欲，厚重虚衷”，“如令署理必能安戢地方”^[18］，康熙对此斟酌再三采用折衷方式，仍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仅以塞尔图署理四川巡抚，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可见，从四十八年到六十一年，十多年的时间，四川督抚职任基本属于年羹尧的专任，塞尔图署理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但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秋七月，康熙“急特简”蔡珽往任巡抚，改变了年羹尧一手遮川的局面。据史料分析得知蔡珽既不与年羹尧一党；又无意与年羹尧交结。起初其“忽闻西行，[心内]怅然失所”，根本不愿来川；且其声望又极高，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学诸臣归重” ^[19]，不可能趋附年羹尧；而其个性也是“素负才而专己”^[20]，更不可能对年羹尧俯首帖耳。因此从各方面判断，蔡珽都不能见容于年羹尧，且会与之分庭抗礼；而年羹尧也不愿接纳蔡珽，更不甘心失去他在四川独专的地位。因此蔡珽在任期间，年羹尧利用手中的权利，寻找一切机会“罗织必欲扳扯”^[21]，试图把蔡珽从四川巡抚任上排挤下去，恢复独专局面。

先是年羹尧建议在四川开鼓铸，蔡珽指出“四川不产白铅，开采非便”，因而无法鼓铸，反对此议。年羹尧借机立即弹劾，蔡珽因之被下部议，以“阻挠公事”^[22]革职。革职期间因其属下重庆府知府蒋兴仁不堪忍受他的叱责，“自用小刀戳腹殒命”^[23]，又遭到年羹尧弹劾，劾书中称其：“身为巡抚，纵情任性”^[24]，“为人性躁而酷刑居官”，以致“该府愤激自甘非命”^[25]，因此又被下部议，拟斩，押解去京。这些是年羹尧以公务形式的弹劾，此外年羹尧还从暗处着手对付蔡珽。当四川用兵之时，蔡珽负责粮饷供应，年羹尧“故意将岳钟琪所统之兵纡道往来调遣”^[26]，想使蔡珽转运不及，扣以贻误军机大罪；在雍正面前则打密报，曰：“蔡珽之在四川一举一动臣皆得知，其言语行事与当日在翰林时，截然两种”，“臣深知蔡珽于川省无益”^[27]，暗示雍正急速调走蔡珽，另派其党王景灏、胡期恒。

雍正元、二年正是年羹尧在*上得势之时，雍正对其言听计从，因而对蔡珽满是斥责、教训，在其奏折上总是批复曰：“一切动本处皆与年羹尧商量后再举行”^[28]，“凡如此等可缓为之奏，与年羹尧商量再奏，省得乱记”^[29]，“弄不来的领教年羹尧，不得错”^[30]。这一切使得蔡珽很压抑，身为一省巡抚，与总督同为封疆大吏，本应“各出己见”^[31]，却要“全听年羹尧指挥以定去就”^[32]，这样为人还有何意义？为官还有何尊严？在这种苦闷的情况下，蔡珽主动要求“解任回京”^[33]，而雍正见当时全国“旧督抚大半更换了”^[34]，恐政局不稳，未准蔡珽之请。

雍正二年（1724），政局稍稳，蔡珽终因鼓铸、蒋兴仁事件被革职拟斩，押解去京，败于年羹尧之手。年羹尧遂愿，并迫不及待地向雍正提出，川抚员缺，关系紧要，希望“王景灏於［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起身赴川抚任”^[35]。但是由于年羹尧在川期间对蔡珽极力打击、排挤，从而埋下了祸患，使蔡珽怀恨在心。当雍正整治年羹尧时，蔡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雍正一边，加入到整治年羹尧的运动中。

雍正三年（1725）正月蔡珽因罪被押至京，雍正予以召见，蔡珽借机“历陈己之屈枉，及平日抗拒年羹尧以致被谤之处”，而更重要的是提及到“年羹尧贪酷残暴各款”^[36]，使形势随之陡生变化。蔡珽从而成为第一个公开揭发、弹劾年羹尧之人，拉开了整治年羹尧的帷幕。雍正通过这次召见信心倍增，由犹豫而变得果断，由被动而变得主动，利用蔡珽提供的线索开始有的放矢的整治年羹尧。三年正月先将图理琛调补西安布政使，撤换陕之年党人，还戏谑的在年羹尧折上批道：“图理琛是在广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37]。因蔡珽被召见并率先弹劾，年羹尧昔日亲信知道年“诸事败露”^[38]，为了免被牵连，减轻罪名，争先恐后的交章弹劾揭发年羹尧：雍正三年正月，署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尧侵蚀茶盐之利；直隶总督李维钧劾年羹尧奸欺贪残诸罪；军前翰林、侍讲学士怀亲劾年羹尧前有恩诏两至西宁不行宣读晓谕，凡此等等。一时间，朝里朝外兴起了一股揭发年羹尧罪状的热潮。

年羹尧被诛，已是不可避免，雍正则大患已除。蔡珽藉此头功被从宽免罪，补授督察院左都御史，后又“至大用，身任六官，信用之专，在廷无比”^[39]。他本人则依旧信守着对雍正所作出的“惟期始终竭此心力”^[40]的承诺，在彻底整治年羹尧及其党羽李维钧、王景灏等人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维钧身为直隶总督是年羹尧党的重要一员，人甚狡猾，蔡珽在署理直隶总督印务时，密切注意李维钧的动向，向雍正密奏：“臣等初往保定，李维钧沿途差人迎探，及见面时伊甚是惊惧，因侯藩司三日始至。谅李维钧必已预备，是以不曾搜其家中书札，恐搜之不获反使得以借口”^[41]。后在精心布置下选择适当时机逮捕了李维钧，妥善处理了这件棘手事情，给年党沉重打击。

年羹尧身为封疆大吏，资产颇多，保定一处隐匿甚丰，雍正为了杜绝隐患，防止他以此为经济后盾东山再起，以年羹尧“今日藏匿财物巧营三窟，欲待他时以此要结人心，蛊蠹国事”^[42]为由，“令各省查年羹尧隐匿赃物”^[43]。蔡珽当时身署直隶总督，不遗余力的彻底清查了年羹尧在保定的 “箱匣橱柜等”^[44]大笔资财，使年羹尧在经济上遭受重创，没有了复起的可能。

年羹尧得势之时也虑及身后，为了防止雍正斩草除根，他以过继之名将自己的一个儿子托付与四川武将阮阳璟，很少人知悉。 当朝内外臣工对年羹尧进行揭参时，王景灏身任川抚并未揭发此事，而雍正对此却有所闻，为了有的放矢，雍正向蔡珽询问：“川省有一年羹尧用人过记他儿子的一个武官，不知是副将参将，朕忘记姓名了，若记得写来。”随后蔡珽详细进行了报告：“四川过继年羹尧之子者，闻是提标参将阮杨璟，本姓杨，冒姓阮，在成都立产业居住”^[45]，雍正获此确切消息后大怒，严叱王景灏：“阮阳景如此一天下共知之人，如何不查出参究”？“如再不能彻底穷究仍令有所隐匿，则莫怨朕恩不至终也。”^[46]王景灏不胜惶悚，急逮四川提标中军参将阮阳璟，“治党年罪”^[47]。阮阳璟一案结束，雍正后患剔除，而王景灏也没能逃脱治罪的命运，三年（1725）十一月以党年罪罢。雍正通过此案，既给年羹尧党有力打击，又给年羹尧致命一击，使其唯一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不复存在。

蔡珽因对这些人的揭参打击备受荣宠，雍正将曾赐予年羹尧的房屋、众多奴婢重又赐予蔡珽；还让蔡珽分享他的快乐：“朕安你好么，[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大宴，二十七日移居圆明园，一切典礼天时人情甚属如意，特谕令尔喜欢”^[48]。并给予蔡珽“凡往圆明园准令常随”^[49]的殊荣。整治共同的政敌使蔡珽与雍正达到了共鸣共识，建立了暂时的联盟，蔡珽不仅成了雍正整治年羹尧的得力臂膀，而且也成了雍正能够畅谈心里话的最合适的也是唯一的人选。雍正对其知无不言：“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诀”，“不料初三四日一虎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札死”，应了朕“元年有梦虎之事”，可见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对于年羹尧“朕正法意诀矣”^[50]。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年羹尧被定九十二项罪状处斩，雍正念其青海之功赐其自尽。“闻年羹尧赐自尽时，诸大臣咸在，羹尧迟回引诀，欲一见天颜而死，珽独厉叱之，勒令自裁”^[51]。对年羹尧简直“恨入骨髓”^[52]，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稍许的宽恕。

年羹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整治了，思其获罪前后，一方面是封建君主专制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封建官僚*残酷性的体现。官僚之间因种种原因相互交恶，直至于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相互倾轧，甚至将对方置于死地，永无翻身机会，这种事例在封建*中不胜枚举，蔡珽与年羹尧只是其一罢了。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5年01期）

[1][26] [51]（清）萧奭：《永宪录》卷1，续编，《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2] 王钟翰先生：《清史杂考》中《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31，47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6] [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168--169页.

[7]（清）昭梿：《啸亭杂录》卷9，第272--273页，《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8]《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

[10] 台北：《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第402-403页.

[11] [12] [31] [37] [5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 册，第229-230，1，533，319, 451页.

[13] [21] [43] [4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75,  221， 671， 937页。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893页.

[15][22]（清）国史馆辑：《清史列传》卷13，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7][19]（清）李绂：《穆堂初稿》卷35，清乾隆五年（1740）无怒轩刻本.

[18]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掌故丛编》，“年羹尧折”，第199-2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0]（清）钱仪吉《清代碑传全集》（一）正编（上）第3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3]《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二年六月.

[24]（清）允禄辑：《上谕内阁》雍正三年正月，木刻本.

[25] [27] [3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755, 756，782页.

[28][29][30][33] [40][41][44] [49] [5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第403，406，404，419，414，421, 416，422,  436-437页.

[32]《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919页.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二）第31页，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36][38]《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五年三月.

[39][47]《永宪录》卷3.

[4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580页.

[4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 第426页, 阮杨璟即阮阳璟.

[4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762页，阮阳景即阮阳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