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贬抑反帝反封建的代表性人物，颂扬某些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

一些文章对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随意贬抑，其中又以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否定，最为粗暴。

有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只是向西方学来了基督教，使之与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西方中世纪式的神权*。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若成功了，中国将倒退到神权*黑暗的时代。太平天国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只是反动与倒退。幸亏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国才避免了这场大倒退。[1]

此种观点貌似新颖，实则毫无事实根据。“神权*”的概念始见于17世纪的西方，其本意是指神权脱离政权并凌驾于政权之上的一种*体制。其时斯宾诺莎等人极力反对神权*，在他们看来，造成神权*的原因不是由于集政权、神权于一身，而是由于掌握政权的人失去神权并使之落入教会之手，因此只有掌握政权的人同时把神权也抓在手中才能结束神权*，保证国家安宁。斯氏诸人主张政教合一，反对教会干政。[2]洪秀全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集政权与神权于一身。虽有杨秀清代皇上帝传言，但最初它是维护洪秀全最高权威和太平天国利益的一种需要。后期杨谋不轨，洪坚决以予铲除，正说明洪不能容忍神权的旁落或凌驾于政权之上。由是观之，洪所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捇是西方式的神权*，而恰恰是反对这种神权*了。同时，要看到洪秀全只是借助于基督教的形式以宣传和组织农民革命。故拜上帝会不是一般的宗教，它强调建立现实性的地上天国，而非来世的彼岸世界，即它是服务于农民革命的*工具。因此，很显然，那种断言洪秀全如果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将倒退到中世纪神权的黑暗时代的大胆假设，纯属主观臆断。

说洪秀全只学基督教，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代表反动与倒退，与历史事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在当时条件下，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所体现的新因素，恰恰与中世纪背道而驰，而与近代化潮流相一致：

其一，太平天国政权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在太平天国革命酝酿时期，洪即指出世界各国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各国间“要彼此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3]。此种平等交往的思想主张，不仅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不同，也与各国互相隔绝的西方中世纪有别。它已显示了某种可贵的开放心态。这一点在其对外政策中表现得更明显。洪等太平天国领袖们视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人为“洋兄弟”，这固然有模糊西方侵略者本质的消极的一面，但同时也使他们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不存抵拒心理，充满热情。1853年5月英使文翰抵天京，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表示要平等往来，并允许英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的灭妖敌，或照常经商营业，悉听其便”[4]。1854年6月，杨秀清在《答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又说：“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5]。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英人呤利指出，太平天国一直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太平天国辖区生丝出口量大幅度持续增长的事实，更说明太平天国不仅积极促进对外贸易，且卓有成就。

其二，太平天国主张“师夷长技”。后期到天京的洪仁玕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6]。时天王府前摆有两门西洋新式大炮，这自有象征的意义，表明太平天国主张“师夷长技”。呤利说，许多到过他的船上的太平军战士“都迫切要购买枪炮”[7]。李秀成部拥有不少洋枪洋炮，这更是人所共知的。

其三，提出了近代化的方案——《资政新篇》。后期总理朝政的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不能看作个人的著作，它由洪秀全批准，是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颁行的。洪秀全对该篇的主要内容表示赞成。《资政新篇》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发矿产资源，发展近代交通，制造工业品等等，而且主张学习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抛弃陈腐落后的观念，办银行，兴邮政，发行报纸，成立公司，创办医院等等。尽管因时代条件的局限，《资政新篇》未能付诸实施，但是，重要的在于，这个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近代化方案能由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并得到洪秀全本人的支持，绝非偶然。它说明后期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未来的构想中已增加了带根本性的新因素；同时，这与上述太平天国政权具某种开放性和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又是一脉相承的。

由上可知，指责太平天国逆近代化潮流而动的观点，恰恰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

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贬抑，集中表现为粗暴否定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有人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非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它“搞糟了”。清朝虽是很腐败的王朝，但保存它“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日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现在一下子把它推翻，“反而搞糟了，必然军阀混战”[8]。有的干脆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9]。

将一场震惊中外，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说成是几个人鼓动的所谓激进思潮的结果，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列宁曾指出，革命的发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具备这样的革命形势：不单是下层民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而且统治阶级本身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20世纪初年的晚清社会，正面临着这样的革命形势。因清政府腐朽反动的统治，中国不仅民族危机日亟，且社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进入20世纪后，全国各地抗捐抗税及会党起义、饥民抢米暴动，与日俱增，下层民众显然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清政府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与列强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表示从此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当列强的走狗以维持政权；同时，为了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特别是拉拢资产阶级，于1901年即发表“新政”上谕，1906年后又被迫答应“预备立宪”。它说明清政府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列宁指出，革命形势的形成还只是客观的条件，革命的最终发生还需要主观条件配合，即革命阶级的推动。对于辛亥革命来说，便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孙中山革命派的形成及其对革命形势的把握。经庚子之役，清廷卖国本质大白于天下，更多的有识之士将反帝与反清廷联系了起来，以为要救国当先推翻清廷。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明确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上造成燎原之势”[10]。清政府如同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是必须也是可以推倒的。故于次年，孙中山等即组织同盟会具体着手大力推进革命。1911年清廷出卖路权激起的铁路风潮，更直接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武昌起义的枪声，最终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辛亥革命不是什么“激进思潮”的产物，更不是孙中山主观愿望的结果，而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故成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历史的巨轮转过近百年后，有人说这场革命其实是不必要发生，孙的历史功绩应当否定，岂非梦呓？

同样，说什么如果按立宪派的思路，逼清政府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如何如何，也无非是主观臆想。一是历史本身并不理会“如果”；二是事实上立宪派组织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本意也就是要逼清廷走上现代化道路，怎奈后者并无诚意，这样做无异是缘木求鱼。故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也感绝望，从而转向革命。历史选择了革命的方式为自己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辛亥革命否定不了，孙中山的业绩也否定不了。

与上述贬抑洪秀全、孙中山诸人相反，有人对西太后、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则颂扬有加，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太后从北京政变上台后，执掌政柄几及半个世纪，与清政府相终了。清政府祸国殃民，与她的独裁昏聩是分不开的。现在有的文章对她作了“全新”的评价，以为她是晚清近代化的最高拍板人，可惜未能实现其主张，要不中国可能早就近代化了。他们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与发展，有利于恢复中华帝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风度与地位，西太后并不是坚持排斥与反对，而是乐观其成的。”同时，她毕竟又是清政府的最高主宰，故其改革不能不讲原则性与策略。“在她看来，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引进，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但这种改革“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蹙引起动荡可能适得其反，一事无成。”同一位论者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甲午后如能以此为共识，中国将大有希望，可惜光绪帝与之分歧，“遂使本该达成的共识束之高阁，反将中国引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了”[11]。

这就是说，慈禧不仅是一位极力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英明太后，而且近代中国所以衰败，恰恰在于人们未能在她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即实现其理想与主张，中国近代化因此被延误了。这全然颠倒了历史是非。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批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说，大声疾呼，国势阽危，惟有变法图强中国才有生路。康说：“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12]。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强调“变者，古今之公理也”[13]。戊戌维新的目的在变法图存，若西太后是积极的改革者，康梁等发动戊戌变法运动不是成了无的放矢和多余的了吗？说西太后并非阻止变法，而是以为“改革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但戊戌变法不正是走自上而下的道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吗？西太后却血腥镇压了它。谓时人若能认同西太后的主张，中国将走上近代化道路，岂不是说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推翻清政府反而是一种倒退！

以往把曾国藩定为“汉奸、卖国贼”有失简单化，但如今有人似乎又要把他说成是救世主或圣人了。无论如何，镇压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不应也不可能为这洗刷罪过。但有的论者却极力为之辩白，将罪说成功认为：曾镇压了太平天国，阻止了中国历史倒退到中世纪的神权*的黑暗时期，这就将曾说成了是中国的救世主。有人又把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说：“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14]

这里有几个明显的问题：

其一，论者的议论缺乏真实的事实根据，而是全部以假设为前提。先说：“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其后，又说：太平天国是“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以假设为前提，借如果去推导结论，随心所欲，虚无飘渺，如何有说服力！

其二，逻辑混乱。开始是明确假设两政权都是封建政权，但其后却改换前提，坐实了假设：“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自相矛盾；同时，如上所述，太平天国非但不是神权*，且是反对神权*的。论者又以子虚乌有的根据去假设，这样的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前后矛盾，虚实相杂，混乱孰甚？

其三，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论者说，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不可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人们也可以反问：颁布了《资政新篇》这公认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近代化方案的太平天国若统一了中国，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比论者自己也承认的“腐败的清王朝好”呢？

其四，论者说，谁好谁坏要由历史来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他使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功莫大焉。这给人一种“胜者王，败者寇”感觉。有时历史上的胜利者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代表。曾虽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使“腐败的清王朝”一时躲过农民革命的风暴，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它更加腐败，祸国殃民，最终由孙中山革命派付出巨大代价才将其推翻，使中国社会出现了转机。从这个角度看，曾镇压太平天国又如何说是功莫大焉？同一位论者还断言说，曾的“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时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1900年前中国有无人可与之相比，可不置论；但是，“重要性”并非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西太后、袁世凯各有其“重要性”，能影响对其评价吗？曾虽是大人物，但他镇压太平天国却是应当否定的。

对于袁世凯不能只冠以“窃国大盗”，否定了事，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但其作为否定的人物，盖棺定论，似无疑议。然而近年也有人为之捧场，称颂袁是“惊天动地的人物”、“瑰异总统”。甚至将复辟帝制也说成是袁为混乱的民初社会重新确立秩序而作的合乎国情的一种选择。如此等等。

二、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抑抵抗

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受“左”的影响，确实存在着强调对外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简单化的倾向。但是，近年的人物研究中却又出现了相反的倾向，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抑抵抗者。

有人认为，鸦片战争后处理中外关系，在战略上主和是一个较佳的方案。这就是要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于中国的改革。郭嵩焘等人探讨主和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记录，其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持这样观点的同志多高度评价李鸿章等人“委曲求全”的对外政策和主张，其中有一种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肯定性概述，实际上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李鸿章认为，和战的选择必须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为达此目的，即使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或扩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应该忍痛而为之。因秦以来的数千年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持久战，但可以通过‘羁糜’的驭外手段维持和平。……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的‘委曲’，是为了‘求全’，也只有‘委曲’，才能‘求全’。只要中国能够……保住和局，避免战争，何愁不会有强盛的一天？鉴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在后半生，从不轻言战争，每遇中外冲突，总是设法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息事宁人’”[15]。

这里无意评论李鸿章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只是就人物评价角度，提出几个问题：

其一，近代中外“失和”的根本原因何在，李鸿章等人对此的认识是否正确。

所谓作为弱国，近代中国在战略上主和是一种较佳方案，这在抽象的意义上说，不无道理；但历史是具体的，本质的问题是近代中外何以“失和”，即原因何在，然后才能评论当如何应付；离开这一点，强调一种常识性的判断，是空洞无益的。应当说，在近代，清政府始终是把主和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发生那么多中外纠纷，其中包括多次中外战争，此外还有边疆冲突与教案问题等等。究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侵略者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所致，绝非中国政府与人民好战不主和的结果。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武力保护鸦片*挑起的。《南京条约》又叫“万年和约”，“永久和约”。但不久英法美诸国便趁中国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之机，两次提出无理修约要求，理所当然为清政府所拒绝。咸丰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但是为了“怀柔远人”，“暂示羁縻”，“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更一二条，奏明候旨”[16]。可见仍以保和为重。无奈列强侵略欲壑难填，终借“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订立后，本可息兵，清廷在京准备了三处宽敞的驿馆，并派直督亲到北塘接各国公使进京换约；但英法公使无理拒绝走北塘，坚持要清廷撤走大沽防御，率兵沿白河入京。即便在这时，咸丰仍指示“勿遽开枪炮，顾全大局”[17]。但列强发动进攻，又挑起了新的战争，终迫使清廷再订《北京条约》，夺得新的侵略权益。近代所有的中外战争都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教案表面上是民众攻教堂杀传教士，但其根源仍在于侵略者的压迫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不是中国方面要“纠缠小事”，引起中外冲突，恰恰是列强时常以“小事”为口实，挑起新的侵华战争，以不断扩大侵略权益。在一些论者那里，事情恰恰弄颠倒了。

那种强调李鸿章等倡主和是中华民族觉醒的纪录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对于李等人主和，我们不否认他们在主观上是存在着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从容致力于内部调整的动机，这与顽固派盲目虚骄，一味倡言排外相较，自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主和的认知前提并不正确。这个认知前提，便是一些论者所高度评价的李等人关于情、势、理的解说。按李等说法，所谓情，泛指洋人情形，但核心是要明白洋人志在通商求利，并无恶意。这在郭嵩焘叫作“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18]，在曾国藩则称洋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有德于我”[19]；所谓势，就是敌强我弱；所谓理，即事理，但具体却是指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郭说：“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而无难”[20]。情势理整合后的结论就是：“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即守定不平等条约，主和是最佳的方案。李等认知的最大失误，是看不到列强正一步步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相信洋人无害中国之心。事实上，已定的不平等条约那一个不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而仅在于通商求利？香港割让在先，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丧失在后，边疆危机在即，洋人如何不谋我土地？他们既看不到这些，自然把列强不断扩大的侵略，天真地看成是中外“纠纷”，并将责任归结到中国人自己的身上。曾国藩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未能“坚持一心曲全邻好”[21]。郭嵩焘讲得更彻底：这全然是“中国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的结果。[22]如此识见，能称是“民族觉醒”的记录！

其二，李鸿章等主和的效果如何。

李等主和，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委曲求全”、“曲全邻好”，而其实质是妥协退让。一些论者对此却是一味肯定。有人只是换种现代的说法：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于中国的改革。或叫“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3]。但问题在于，它事实上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了吗？近代中国外侮日甚，民族危机日亟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三，面对强国的侵略，弱国是否只能俯首帖耳永无反抗的资格。

李鸿章等人的逻辑是：敌强我弱，只能委曲求全，战则必败，虽暂胜也终败。他们是中国必败论者。现在有些论者对此津津乐道，且将这进一步发挥了。如有文赞扬曾国藩对外“委曲求全”的主张是“稳健之策”说：“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前，不轻言战。尽管这仍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和局’，但国力未实以前，只能暂且忍耐”[24]。这里的问题有二：一是在侵略者的面前始终“委曲求全”，“暂且忍耐”，守定不平等条约，中国“近代化的事业”有望实现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真留得住吗？孙中山先生说，不平等条约是“卖身契”，“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国将不国，为国民且不可得，遑论近代化！二是弱国可不可积极反抗强国的侵略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废除”[25]。他强调了抵抗侵略和积极维护国家权益的必要性。孙先生的见解不是比某些论者为高明吗？

以弱胜强，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可见弱国仍然可以积极反抗。退一步说，弱国难以骤胜强大的侵略者，弱国要取得独立，也必须积极反抗强国侵略，因为殖民主义不会自行退去。当然，此种反抗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而非蛮干。但其前提是自尊自信自强，尤其是自尊自信，无此二者，自强谈不上，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抗也自是空谈。林则徐在广东抗英使侵略者无机可趁，僧格林沁的大沽口挫敌、镇南大捷等，都说明只要认真组织抵抗，挫敌是可能的。即便不能避免最终的失败，结局也将大不相同。特别要提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李等当时是坚决反对的，以为会刺激英俄，破坏和局。郭说，左欲收复伊犁，不考虑“情势之当否，事理之顺逆，侈然主战”，“贻害天下国家”[26]。李力主批准崇厚所定的里瓦机亚条约，理由是中国“军心不固，外强中干”[27]，不足与俄人抗。但左不为所动，确定对俄总方针：“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28]。这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其前提在“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即自尊自信自强勇于反抗侵略的精神。历史已判明左是正确的。他的此种精神正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左、李的分别正在于此，耐人寻味。

近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和战争威胁，和战的是非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才能肯定那种主张是合理的。但是，有一点当是明确的，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中国，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坚持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对此应当加以颂扬。令人不解的是，某些论者一方面一味颂扬主和论，另一方面对勇于抵抗外敌者却极力加以贬抑。有人抬琦善而贬林则徐，认为后者对禁烟问题处理不当，本是通过谈判可以解决的问题，却激起了中英战争，鸦片照样未能禁了，却贻祸无穷。有人则指责僧格林沁的大沽口之战，以为英法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说到底，其逻辑的共同出发点就在于认定近代中外“失和”，过在中国人自己。其立足点错了。

三、客观主义、无是非描述的倾向

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9]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因之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虽然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却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近年来在人物研究中违背历史唯物论，无视历史人物的阶级分野，客观主义、无是非的倾向，在少数文章中颇为明显。曾国藩是有名的“曾剃头”，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有的文章却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曾国藩说成是“爱民如子”。如有人说，曾国藩“对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明确提出了爱民的口号”[30]。曾爱民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见诸行动。但作者举的所谓“行动”，原来就是写了《爱民歌》，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订有“禁骚扰以安民”等的条规等。实则也仍然是口头上的，即仅限于曾本人的文献资料。此种不加分析照搬史料的所谓客观主义，是史料的奴隶，实际上是最不客观的。

有人这样评论袁世凯以金钱行贿投机的行径：“……当一个古老的国家机器锈涩到只有行贿逢迎才能运转的时候，我们似乎无法过多地谴责袁世凯手段的卑劣。他的举措也立即体现了他‘只论利害，不计是非’人生原则的妙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朝廷的钱，买朝廷的官，做自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是成功的。因为金钱，毕竟为他的事业铺出了一条平坦的路。”[31]此种表面上无是非的描述，实际上是在为袁解脱。

出现以上不良倾向的主要原因，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其一，简单比附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国家独立和主权基础上的积极主动的政策，它与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侵略与压力被迫的对外开放，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同志显然比附现实，混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有人强调鸦片问题是经济而非*问题，因而要求从所谓“市场经济”的角度，重新评价许乃济的弛禁鸦片说和否定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如此；那种一味颂扬对外主和论而贬抑抵抗者的论调，同样是如此。

其二，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片面性，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代替旧的形而上学。以往受左的影响，在人物评价上存在片面性，对进步革命的人物简单肯定，甚至于无谓的拔高；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简单否定，不作具体研究。纠正上述存在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反其道而行之，走向另一极端，抑此崇彼，却不可取。历史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都是复杂的，人物研究须抓住本质和主流，而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列宁说，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在社会现象方面，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或实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真正科学的研究，必须“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32]。从思想方法上看，上述抑此崇彼的偏颇，正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观点。

其三，缺乏严谨的学风。史学研究是无穷尽的发展过程，随着史家学识的增进、视野的开拓，以及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手段的延伸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将获得不断扩展与深化，已有的某些结论也将得到补充、修订或完全改易。这些都是正常的。但史学的发展是又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它有赖于扎实的工作、独立严谨的思索，而非短平快式的标新立异、人云亦云。上述否定洪秀全、孙中山，颂扬西太后、曾国藩、袁世凯等所谓的种种“新论”，就很难说是扎实研究的结果，因而具有经久的价值。少数论者缺乏严谨的学风，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评价近代历史人物？近些年来，为了促进近代人物研究进一步科学地发展，曾有不少人提出过各种所谓人物评价的标准，其主要有三，它们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一是“分阶段评价”说。论者以为近代历史人物往往前后期变化甚大，不应以点概面，作笼统的肯定或否定，而应分阶段评价。如不能因为康有为戊戌后落伍了，便无视他在维新变法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因杨度支持过袁世凯复辟帝制，便无视他后来追求真理，以至于加入中国*党的巨大转变。其说力图避免简单化是合理的，但它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总体评价问题固然依旧存在，就是具体阶段的评价又何尝易于取得共识。近年来有人极力否定戊戌时期的康有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情与理统一评价”说。论者以为“情”就是情势，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评价历史人物行为的得失，要坚持情理统一的原则。是说的本意也在于避免简单化，但在事实上，不仅情理本身往往难以截然分开，而且对二者的不同理解就足以引起聚讼纷纭。主是说者以为，林则徐禁烟是合理不合情；谭嗣同主张将边疆之地卖与列强，以所得支持变法，虽不合理却是合情[33]。但是，谓林禁烟不合情，不就实际否定了禁烟？谓谭卖地合情，不就实际肯定了其荒诞的主张？是说自是不妥。

三是“以是否促进生产力或社会近代化为标准”说。此说从理论上讲自是正确，因为历史人物的进步作用，归根结底自当助益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此种促进作用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经中介产生影响，因而往往给史家的判断造成困难和分歧。我们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推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但有的论者却指斥它造成了社会的动乱，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所以，此说在理论上虽说正确，但在实际操作上困难依旧。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4]对历史人物要作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鉴于上述存在的不良倾向，笔者认为倒是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评价近代人物（包括整个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其内涵主要当包括有三：其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种多样，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在内的当代西方众多的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方法，无疑都需要我们去吸收与借鉴；但是，它们毕竟又都无法与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的历史唯物论相提并论；其二，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鸦片战争以降，民族危机日亟，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前仆后继，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它构成了时代的主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脊梁。它不仅使得帝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中国，而且直接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对近代史固然应当作多角度的研究，诸如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社会结构变动问题等等的研究，但是，如果对于上述近代历史的本质缺乏自觉的宏观把握，那么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人物评价也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历史感；其三，应当有良好的学风。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1]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64、65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见朱东安：《太平天国“推行神权*”说质疑》，《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3～854页。

[4]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第84页。

[5]《文史》，1962年第1辑。

[6]1860年8月11日《北华捷报》第524号。

[7]《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8]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129页。

[10]《孙中山选集》，第66、68页。

[11]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载《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1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页。

[13]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4]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5]张富强：《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6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36页。

[18]《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42页。

[19]《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七日。

[20]《郭嵩焘诗文集》，第149页。

[21]《曾文正公奏稿》卷二九，第27页。

[22]《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

[23]张富强：《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24]顾卫民：《文化背景：曾国藩与天津教案》，《江海学刊》1988年第3期。

[25]《孙中山选集》（第2版），第982，第964页。

[26]《郭嵩焘诗文集》，第209～210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卷一，“译署函稿”，第17页。

[28]《左文襄公全集》，卷五五，奏稿，第3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30]许山河：《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31]郭剑林等：《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3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33]郑剑顺：《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学术月刊》1990年第7期。

[34]《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第2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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