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中了进士，这一年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之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钻研八股时艺上，以此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这以后，由于较快、较年轻就冲破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坎，进入了翰林院，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真正的学问，为终身事业打下牢靠的学业基础。

    首先，十余年翰苑生活为其读书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曾国藩从进入翰林院到咸丰二年出都，除道光二十三年曾充任四川正考官外，均在京供职，且所过大半为翰苑生活。科举时代的翰林院是新科进士“读书养望”的好地方，是封建朝廷储备人才的重要场所。能够进翰林院的进士，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这里丰富的皇家藏书，尽量在经史、文学、*、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曾氏曾经在这里任过侍讲、侍读、国史馆协修、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等职，他抓住每项任职都十分清闲的好时机，充分利用翰林院的良好读书环境，“日以读书为业”^[1]，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黎庶昌在年谱中说，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2]曾国藩自己也说: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3]这大大充实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思想，培养了他的志向，为其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运筹帷幄的著名军事家、*家打下了基础。

    其次，在京广求师友，勤求治学之道、修身之方，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刻苦的努力，使他成为当时统治阶层中年轻颖异的理学新秀。曾氏长进很快，得益于广求师友，勤学好问。他在京师结交了好几位影响终身思想与治学的师友，学行上不断得到他们的指引、点拨，较快地窥识了治学门径。他经常讨教的老师有唐鉴和倭仁。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学问有义理、考据和辞章三途，而经济之学当求之义理之内，具体的作法是从读史入手。国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己经足够了。 ^[4]曾氏听后，觉得昭然若发蒙，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自称自此窥识了治学门径，学问由此大进。他还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检身之要。倭仁告诉他，以好问、好察最重要，方法就是用楷书把每日的言行记在日记中，时时反省，痛自刻责。曾氏听了便从此亲自努力加以实行。

    至于在京交结的朋友，有刘蓉、吴廷栋、何桂珍等，他们在理学方面都是当时被称为“绩学之士”的人物，与他们交往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学识，相互砥砺，共同进步，也提高了曾国藩的声誉，使其成为“在京颇著清望”的理学经世派的后起之秀。

    曾国藩非常善于从以儒学为主体，包含众多流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当时的儒学分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各有门户，自相标榜。曾国藩虽有理学家之名，并无门户之见。他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任何学术派别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加以利用。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最深、探求最苦;对经济之学花费功夫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但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对考据学的研究使他具有文字根底，对古文的钻研使他诗文俱佳，成为世所公认的桐城派古文学家，而理学的哲理和道德观念成为他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经济之学的丰富知识则大大增长了他的军政才干。总之，传统的文化学说不仅奠定了他从政的思想基础，也为他取得湘军集团的领袖地位和获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著名学者庄练先生在《曾国藩》一文中说:“由此可知，曾国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与学问都是在此时奠定基础的。”

    二、十年七迁，获取*资本

    曾国藩不仅科考之路顺利。仕途上的发展也颇为一帆风顺。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称为侍郎专家了。

    曾国藩*上升迁的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声名鹊起;一是得到道光朝权臣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太贪，惟性巧债，以欺惘蒙蔽为务。”^[5]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氏于一八三八年会考中式，而会试的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因此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氏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词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联想到在这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未动。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所以，颇能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都持同样的看法。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小地主之家的曾氏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6]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7]曾国藩迅速得以升迁，取得了较高的*地位，为其后来以在籍侍郎身分举办团练、筹建湘军创造了条件，使其能够以较高的秩品和声望号召湖南士绅，吸引一大批地主知识分子参与其事，并以领袖群伦的*姿态号令四方，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卖死命出大力。也恰因此，曾国藩对清王朝终生存有感恩图报之心，忠贞不二，不敢稍生非分之想，越雷池半步。

    三、留心人物，结识和发现了不少人才

    曾国藩曾经说过:势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 ^[8]应该时时不忘“求人自辅”^[9]。他一生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十分重视人才和人才问题，且在京官任上，就注意留心人物 ^[10]。这使得他得到了不少人才和观察人才的经验。他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份致诸弟的书中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良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清，则有黄子寿。……京师为人文渊数，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11]表达出良朋如云的喜悦之情，并以此勉励诸弟治学当须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在结交新人的同时，十分注意联络旧有的志向相投的友人和同乡，这一时期在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以及李鸿章等。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县。两人订交最早，交情最深。曾氏曾说“幸得内交于当世之道才硕学，仁义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容，谊亦莫隆焉。”^[12]还评价他说: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己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 ^[13]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氏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遂成好友。

    江忠源，字眠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往见曾。江忠源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曾氏和他见面后谈些市井琐屑之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去后，曾氏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凉使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又说是人必立功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14]后果如其言，战死沙场。曾氏擅知人之美名，即始于此。

    罗泽南，字仲岳，号南山，与曾氏同县。曾氏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曾国藩建立湘军，将官大半都是罗的湘乡籍学生，如王鑫、李续宾兄弟、蒋益遭、杨昌浚等。曾国藩建立湘军，就是以罗泽南的湘勇为最初班底的。

    欧阳兆熊字晓岑，湘南湘潭人。1840年曾氏升授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几至不起，多亏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李鸿章，字少荃，是曾氏同榜进士李文安的儿子，道光二十五年，李鸿章入京考进士，李文安命李鸿章跟着曾氏读书学做文章，曾李自此建立了师生关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日后竟成为曾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得力的帮手之一，并且成为其衣钵传人。

    曾氏在翰林院担任过庶吉士教习、侍讲学士、会试同考官、武会试正总裁等职务，因而毫不费力地成了许多考生的座师，收了许多门生。后来带兵打仗，他的部属和幕僚中，就有不少尊称他为“老师”的学生，给他的帮助也很大。

    四、积极论政建言，显露不凡的才干

    清王朝破格提拔国曾藩，使其由四品骤升至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曾氏对清王朝感激之余，虚心政事，留心时务，在出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期间，认真研究清代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他目睹清王朝时局危机而政风颓靡的情形，深为忧思焦虑，预感变乱将至，所以在道咸之交的1850年3月一1852年9月，太平天国革命酝酿及起义初期，积极论政建言，连续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各陈民间疾苦疏》等主要奏疏，集中就当时*、军事、民政、经济等方面激起革命的原因，详细指陈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似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15]主张从这三方面加强治理。

    人才方面，他认为方今人才不乏，但缺乏激扬人才奋起的方法。他考察了清朝历代皇帝对封建士大夫的政策，指出:自从道光皇帝对士大夫敛之以镇静后，致使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矜，锋芒自逞者。”造成官场似畏蕙为慎，以柔靡为恭。”守成者多，有为者少。当时京官办事的通病:一是狙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一为敷衍，二为颟预。^[16]以致通国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朝廷上下“皆媚软孰之人”^[17]占据要津，一旦有事，就会出现相与袖手，一筹莫展的局面。因此他提出了“今日所当要求者，惟在用人”的治国方案。

    财用方面，他认为银贵钱贱是“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为平银价，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的燃眉之急，主张政府银钱并用。银和钱的比价每年由政府统一确定，使“庶民不致生愁，胥吏不能舞弊”。地丁赋税的收入和兵饷的发放均以钱计算和支付。虽然钱质比银笨重，搬运也艰难，但他认为这样可以苏民于困，缓和阶级矛盾，亦可免受纹银出洋之苦。”不过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使用铜钱作为价值的衡量尺度是倒退的表现。

    兵力方面，他对八旗绿营兵的腐朽痛心疾首。他认为当时冗兵悍卒己失去镇压农民起义的效用。因此，他建议汰兵五万，宛其腐肉，以生其新。

    在这些奏疏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疏中率直地指出，要转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该折矛头直指咸丰，提醒年轻的皇帝应防琐碎、杜文饰之风，特别对当朝苛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表示了不满。对广西军务的用人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咸丰皇帝“黜陟大权，联自持之”^[18]的圣旨持有异议。这份奏折因对当朝的*风尚及皇帝的个性痛加针贬而触怒咸丰。曾国藩差一点为此掉脑袋。事后，他在家信中说: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鲤而遇事不敢退缩。”^[19]说他这样做，无非是要表达忠君爱国、感恩图报的区区之余意”。通过上述各疏，我们看到，曾氏在当时的统治者中，确是一个既清醒，又比较有见识的官员，他对时弊有一定了解，且敢说实话。他的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建议虽然未被当时的最高决策者所重视、所采纳，但己经显露了他遇事留心，注意分析问题，富于远见，直言敢谏，敢担当有抱负的*才干。

综观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全部活动，他以读书养望而得真知，生发出澄清天下之志;以访师求友而得窥治学门径，成为在京颇着清望的理学新秀;因得穆彰阿的赏识和暗助而迅速升迁，成为清王朝的二品大员和干吏;因留心人物而准备了人才班底，为创建湘军打下了基础;因积极论政建言而初露锋芒，显露了不凡的*才干。难怪，连痛诋他的范文澜先生也说:曾国藩深研程朱道学，熟悉清王朝政制，当京官时己显露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还说曾国藩因与满人倭仁、穆彰阿有特殊的关系，再加上他本身的的侍郎资格，位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20]由此可见，曾国藩十余年的京宦生涯对其一生的影响有多大了。也说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对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6][7][11][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5，117、147、149、47、212.

[2][1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12][1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M].传忠书局版，《圣哲画像记》(卷三)，《刘母谭儒人墓志铭》(卷三)，《养晦堂记》(卷二).

[4]曾文正公全集·日记[M].传忠书局版，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

[5]曾国藩之谜[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8][9]曾国藩家书·家讯·日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285、279.

[10]曾国藩荣哀录·曾国藩年谱附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6，78.

[15]曾国藩全集·书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26.

[16][17][18]曾国藩全集·奏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5，18，19.
[2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