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不仅为清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开创维新事业。他参加了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在任湖南按察使期间，他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以其对西方制度的熟悉与体验，对新政多有谋划，主持成立官民共治的保卫局，宣传并推行民治与“地方自治”等，使湖南成为全国率先推行新政的维新典范。戊戌变法运动被镇压后，黄遵宪被罢黜回籍，再未被起用。他在生命的最后数年虽然郁居僻乡，但爱国之心和维新之志一直未曾稍懈。他尝言：“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在此期间，他不仅写下了大量寄情言志的诗句，还与避居日本、正在积极从事改良宣传活动的梁启超书信往还，与这位比自己年少一辈、正以其激扬文字而撼动天下的维新同志推心置腹、披肝沥胆，讨论维新事业，阐述改良思想，提出“合群”、“群治”、开民智、兴民权、行立宪等思想主张。他为梁启超的《新民说》拍案叫好，又直言规劝梁启超勿“出言轻而视事易”，告诫他谋社会进步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期于一蹴而就。这些文字寄托着他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他对改良事业的兹兹之念，凝聚着他对祖国富强的殷殷之望，可谓“哀泪滂沱，栖集笔端”，“热血喷涌，洋溢纸上”（以上引文均见《致梁启超书》，载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 518页）。他的一些思想对梁启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继续参与这一时期的改良运动。

　　黄遵宪的一生，还与中日友好及东亚的和平事业紧密相连。他在驻使日本的四年里，热切地了解日本的维新事业，对日本因变法维新而从落后的东方小国转弱为强由衷地高兴，视之为东方人崛起的先导。他主张向日本学习，效法日本的维新榜样，他的变法思想由此而萌生。他还广为结交日本朋友，与他们诗文往来、咨询讨论、欢聚笔谈。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句，他们促膝笔谈的纸片，至今仍然被日本友人的后代所珍藏。他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及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离开日本后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屡屡说起他视日本如“故乡”、视日本人为“吾乡人”的浓浓深情。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送子弟数人到日本去留学。他对日本的友好感情，建立在中日平等、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他希望中日两个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东方邻国，能够互相学习，共同富强，永保和平。他对当时日本随着国势强盛而滋长起来的扩张主义势力和盲目追随西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以及推行侵略大陆的政策产生警惕，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势将破坏东亚和平、给东亚人民带来灾难而忧虑。他在使日任内，协助何如璋处理与日本的琉球交涉，力图扼制其进而侵略台湾、朝鲜及大陆的野心。他主张中国要学习日本，变法求强，但其目的决不是像当时的日本那样为了恃强扩张，侵略他国，而是为了以强制强，强强并立，以中国之强来阻扼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强势均衡来谋求两国的和平共处。这就是黄遵宪指出的东亚和平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积弱不振使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甲午一役，日本侵吞了台湾，控制了朝鲜，使其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从此陷入殖民主义灾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是东亚和平的隐患。自黄遵宪生活的那个时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贫弱，决不是东亚之福；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更是东亚和平的威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东亚地域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只有沿着黄遵宪等先贤开拓的东亚和平之路，致力于建设共同富强、和平相处的东亚，才是我们东亚人的长久幸福之路。

　　黄遵宪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突破当时统治文坛的古奥之风与八股之气，主张“我手写吾口”，留下了一千多首直白晓畅、叙事抒情的新体诗，被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梁启超语）。他又是一位才、学、识兼具的史学家，他撰写的《日本国志》不仅是一部体例详备的史书，还成为影响时代、指导当时社会改革的维新模本。他更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维新志士，为清末的变法维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一位富有才干的外交官，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足迹遍及东、西、南三洋，促进中外交往，学习先进文明，维护祖国利益，保护华侨权益。而贯穿他一生的主线，便是那一腔炽烈的救亡图强的爱国情怀。然而，黄遵宪生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生被顽固落后的统治势力所压抑、所摧折，满腹才志不得施展，救亡抱负难以实现，最后被禁闭于乡，怀着对祖国的忧虑和终生遗憾抑郁而终，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但是，他的爱国情怀和革新进取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他又像黑暗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在中国走向沉沦之时，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起，指示出民族的一线生机，为祖国的前途带来希望。后来的中国人，可以说也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开拓着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满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的原因。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