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恒的崛起

    傅恒，姓富察氏，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因生封忠勇公，死谥文忠。官私书又称“忠勇公”或“文忠公”。乾隆五年（1740），傅恒任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乾隆十三年，出任首辅，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病逝。其间，除奉命经略金川、奔赴准噶尔前线及往征缅甸外，傅恒一直“日侍”乾隆皇帝左右，协助乾隆皇帝处理军国政事。

    傅恒生年不详。乾隆皇帝曾云：“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顾年未五旬，鞠躬尽瘁，丧我贤臣”，（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五阁臣·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据此推断，他初任首辅时只有二十六七岁。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如此年轻的首辅，史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应该从乾隆初年的用人格局入手。

    乾隆帝即位之初雄心勃勃，渴望成就唐尧虞舜般的伟业，并以夔皋稷契期于在廷诸臣。但他没有“足以慰侧席之求”（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的亲信之臣，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倚靠雍正旧臣。尽管初政还算顺利，乾隆还是感觉到这批旧臣与自己统治需要之间的差距：首先，他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日趋保守而缺乏进取心，有些人苟且偷安，遇事敷衍塞责；还有些人甚至肆行不法，劣迹累累。其次，也是最让乾隆无法容忍的是群臣聚结朋党。满汉领班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各立门户，明争暗斗，严重影响了乾隆初政。

    面对上述情况，乾隆皇帝甚为愤懑。为此他不得不在尽心驾驭雍正旧臣的同时，着意培植和提拔新人，特别是要“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17。）。其所言：“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

    傅恒之前，乾隆皇帝曾起用和宠信过年轻勤敏、颇体“圣意”的讷亲。然而，乾隆十三年经略金川，讷亲的*生涯甚至整个生命都走到了尽头。有人说讷亲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可以发现，置讷亲于死地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乾隆皇帝看来，作为亲信大臣的讷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非但未能将战事如实禀报，甚至竟敢对自己欺瞒军国大事，于是，他失望至极，感慨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讷亲，并用傅恒取而代之，成为乾隆朝首席军机大臣。当然，傅恒的崛起，除了上述大的*背景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家庭观念浓厚的封建社会，傅恒显赫的家世尤其不容忽视。

    傅恒属沙济地方富察氏，其先祖旺吉努在努尔哈赤起兵时，便率族人归附；曾祖哈什屯在太宗与世祖两朝位列议政大臣，跻入当时清朝最高决策中枢；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注：《八旗满洲氏旗通谱》卷二十五；《国朝先政事略》卷一，《米敏果公事略》。），并被擢为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他坚定支持康熙皇帝议主撤藩，对康熙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平定三藩之乱都起了积极作用，圣祖时加赞誉。

    傅恒的伯父马斯喀、马齐和马武都是康雍两朝非常显赫的人物。马斯喀先后出任过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等重要职务，并曾任平北大将军和昭武将军率军征讨噶尔丹；马武，被雍正称为“圣眷最渥之人”；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注：《满洲名臣传》卷十八，《马斯喀列传弟马武附》；卷二十六，《马齐列传》。）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重要的*人物，时人记载：“明（明珠）、索（索额图）既败后，公（马齐）同其弟太尉公武（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注：《啸亭杂录》卷九，《马太傅》。）

    雍正五年，傅恒之姊被钦定为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弘历即位，她成为乾隆皇帝的元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孝贤皇后，无论正史稗史都把这位孝贤皇后描绘成一个完美的贤妻形象。她与乾隆皇帝之间深挚的感情，对富察氏家族特别是对傅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亲情而渗透到*领域。傅恒“以后故，恩礼尤侈”（注：《清列朝后妃传稿》。）；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朕之加恩于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516。）

    显赫的家世固然重要，但傅恒占据高位二十余年之久的关键，则在于他出色的能力，对此，著名诗人袁枚就有“恩虽外戚才原大”（注：《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傅文忠公挽词》。）之语。

    傅恒的才能在满洲贵族中十分突出。首先，他精通满文，曾先后主编《同文韵统》、《御制增订清文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通鉴辑览明记》等书；他与允禄一道奉敕编撰的《西域同文志》，是研究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的工具书；他还奉命与满汉儒臣重定满文十二字头，为汉人学习满文时正确发音提供了方便；此外他还奉敕主持创制了三十二体满文篆字，并以新创字体亲自缮写《御制盛京赋》。傅恒汉文虽不如满文，但才分之高，连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都不得不心服口服。（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

    其次，傅恒具有极强的实际办事能力。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施行，小到乾隆皇帝出巡的路线、日程安排、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他每天要经办大量事务。傅恒“政务练达”，凡所经办，“大小事务，均得妥协就绪”；处理政务，常常与乾隆皇帝之意不谋而合，如他奔赴前线过程中的诸多奏报，乾隆皇帝常批：“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傅恒虑事周到，有时甚至能想到乾隆皇帝的前面，对此乾隆皇帝更是赞叹不已：“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甚为嘉悦。”对他相形度势提出的处理意见，挑剔的乾隆帝常常以赞赏的口吻批谕：“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二，乾隆十三年四月丁已；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酉；卷三三0，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甲午；卷三二八，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傅恒如此才干，使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他奉命出差时，乾隆皇帝便如失左右手。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前线不久，乾隆皇帝便抱怨说：“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庚辰。）

    傅恒的起用，使乾隆帝逐步摆脱了初政时为大批雍正旧臣包围的尴尬局面。傅恒资轻望浅，易于驾驭；所受特殊眷遇，使他对皇帝感恩戴德；又由于他为乾隆亲自培养和教导（注：查傅恒父李荣保，卒年不详，乾隆二年册立皇后，追封一等公，其时李荣保已不在世。时傅恒只有十四五岁，尚未成年，贵为皇后的姐姐便承担起抚养教育幼弟之责，乾隆所云，傅恒为孝贤皇后“教导成就”，可为明证。而乾隆与孝贤感情之深，关系之密，使其极有可能早在傅恒入仕前就已开始对他进行培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与乾隆有许多共通之处，因而更能理解、体察并切实贯彻皇帝的意旨，更重要的是，傅恒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极富进取心，其勇于任事的态度和明敏干练的风格，一改乾隆帝即位以来官场中的保守和因循之气，为吏治政风注入了一股生机和活力。当然，傅恒能否在乾隆朝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及作用的大小，还取决于他能否恰当地处理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他的前任讷亲前鉴不远，因而这一问题也便成为傅恒出任首辅后首要的问题。

            二、傅恒与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尽管非常信任傅恒，并对其委以重用，但决不允许后者对中央集权的专制*有些许损害。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尽管如此，乾隆皇帝对傅恒的格外恩宠仍然使傅恒的个人势力有所膨胀，早在傅恒出任首辅大学士之前，瀛台侍宴时，便有某侍郎向其屈膝请安（注：《藤荫杂记》卷三。）；傅恒领首揆后，文武官员对他更是曲意逢迎，其兄广成去世，傅恒为其经理丧事，“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注：《檐曝杂记》卷二，《京官趋势吊丧》。）；有时，由于事涉傅恒，有些官员甚至不能正常地处理政务或迟疑不决。

    针对上述情况，乾隆皇帝对傅恒的防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傅恒本人进行旁敲侧击或直言劝诫，对此，乾隆皇帝曾言：“傅恒日侍内庭，偶遇小节，朕即防微杜渐，严加教训。”（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三册，818。）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故迟到， 在敏感的乾隆皇帝看来，无论事出何因，都未免有几分失之不恭，于是，君臣谈笑间，乾隆皇帝说傅恒“心肥”，这显然是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两淮盐政高恒，慧哲皇贵妃之弟，因侵贪拟斩，勾到日，傅恒为之求情：“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乾隆皇帝却冷冷地反问：“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注：《啸亭杂录》卷一，《用傅文忠》、《杀高恒》。）此言无疑在提醒傅恒，即使贵为皇后之弟，也不可倚势肆意妄为。乾隆皇帝甚至不能允许对傅恒任何形式的崇拜，当他听说四川地区有傅恒生祠时，便立即命令当地官员将该祠改为佛堂。

    对其他大臣有意瞻循傅恒的倾向，乾隆帝也试图将其限制到最小程度。在处理政事过程中，一有苗头，便抓住机会，大作文章，有时甚至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乾隆十五年六月，在处理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之事时，吏、户、兵三部互相推诿，都察院因傅恒兼理吏、户两部事务，亦“迟回观望，碍难办理”，经两月之久才呈奏一份模棱两可的处理意见。对此，乾隆毫不含糊，将都察院左都御史彭维新革职，所有都察院及吏、户、兵三部大小官吏均交部严加议处，各部堂官也不准援例宽免；其中马灵阿为傅恒所荐，乾隆对其加重处罚。（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805。）如此小过而受重惩，小事而牵连甚众，目的就是警戒傅恒和文武百官：绝对权威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乾隆帝。

    傅恒步入仕途后，与乾隆接触更为密切。同其他大臣相比，他对乾隆帝敏感的个性与强烈的权力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特别注意维护乾隆皇帝的绝对权威，凡事皆承旨行事，不敢丝毫擅断。傅恒任首辅后，为减少和避免从前讷亲一人承旨的专擅之嫌，奏请令军机诸大臣一同进见；他还严格遵守着军机大臣不与督抚外臣交结的规矩。傅恒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在奔赴前线过程中，鞍马劳顿之余，也一丝不苟地行拜折之仪。乾隆一旦对他有所不满，他便诚惶诚恐，甚至“战栗失色”，“神气不宁者数日”（注：《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用傅文忠》。）；对乾隆给予自己的特殊封赏，他都再三奏辞，态度相当诚恳，有时甚至到泣下的程度；对超过自身品级的四团龙补褂，日常不敢服用，朝贺之后便匆匆脱去，连乾隆都认为这有失体统，不得不特降谕旨，令其入朝时必须服用。

    傅恒还严厉斥责那些有损皇帝权威的大臣，即使对宗室王公也毫不留情。乾隆之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由于乾隆的优容，满朝文武都惧其几分。但当这位骄奢的御弟顶撞乾隆时，傅恒亦毫不犹豫地直言责斥：“此岂人臣所宜语？！”（注：《啸亭杂录》卷六，《和王预凶》；卷一，《友爱昆仲》。）

    傅恒的谨慎和忠诚，使乾隆帝颇受感动，因而对他十分放心。由此，君执君道、臣守臣节，在二十余年的相互协作过程中，傅恒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还与乾隆皇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然，由于两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这种感情自然也是不平等的，是单向的，更多地体现在乾隆皇帝对傅恒的体贴和关怀上。

    第一次金川之役，傅恒奔赴金川前线期间，乾隆皇帝特派头等侍卫达清阿、户部尚书达勒党阿等随行，负责照料傅恒的饮食起居；并多次降谕，令傅恒爱护身体。傅恒出征缅甸时，乾隆皇帝体现出来的几乎更是一种对挚交好友的信赖和眷恋之情，他还亲制诗扇寄给傅恒，寓见诗如见人之意，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一。）

    傅恒临终前，乾隆帝更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和照顾：“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注：《乾隆朝上谕档》第六册，656。）； 傅恒病逝，乾隆深为“震悼”，亲到傅府中祭奠，哀叹忠臣远逝：“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一；）一年后驻跸天津，四年后赐尊傅恒之墓，乾隆皇帝都分别赋诗寄悲致哀。（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七、卷十九。）傅恒英年早逝后，乾隆皇帝还决定承担起对其后人的培养和教育之责，其诗：“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与“后进方当竭力培”（注：《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一；卷九十七。）都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君臣相得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傅恒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他与乾隆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傅恒生前有时也能发出些许劝谏之声。乾隆皇帝论及佛法，傅恒奏道：“佛法先戒贪嗔痴，皇上天禀聪明，尚有时嗔怒过节，如臣庸愚，恐学亦徒劳”；乾隆皇帝论及魏征敢于进谏之事，傅恒回答说：“魏征每陈谏牍，唐太宗不但不怒，并有褒赏，魏征是见敢谏之便宜，故不惮直言也”（注：《清稗类钞》第四册，《谏诤类·傅文忠谏嗔怒过节》。）。前者无疑是针对乾隆帝喜怒不定的性格而发，后者则明显是指乾隆帝不乐于接纳臣僚们的意见。

    傅恒奏请的军机大臣同进见之例，使他与其他军机大臣处于同等地位，但乾隆帝“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注：《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大臣同进见》。）。“晚面”不是一种制度，也没有成例，只是傅恒与乾隆私人关系在处理国家事务时的体现，是皇帝对傅恒高度信任的最有力的证据，它无可动摇地确立了傅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之位。乾隆帝对傅恒如此深厚的感情，不仅使傅恒首辅之位日益巩固，也使他在乾隆帝留给臣下的有限空间里，为自己创造了尽可能大的活动余地，进而对乾隆朝军事及用人行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傅恒与乾隆朝一统大业

    乾隆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这一伟业是通过多次战争实现的。在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发生在傅恒为首辅期间的就有五次，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曾先后经略金川、奔赴平准前线、往征缅甸，在乾隆朝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准和平回之役，最终解决了清朝西北的重要边患，是乾隆朝国家统一战争中最辉煌的战役，被乾隆帝冠以十全武功之首。但此役之初，由于受雍正朝西师之役败绩的影响，满朝文武多“狃于辛亥兵败之事，不愿劳师动众”（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在平叛过程中，稍遇挫折，他们便认为平准“究不可办，且以此为固当然”（注：《清高宗实录》卷五0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傅恒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独自“奏请办理”此役（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四，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获准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军务办理的工作中。他带领军机处官员，“日夜随侍，候报抄录”，积极协助乾隆皇帝于后方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调兵拨饷，保证必要的军需等，对此，乾隆曾说：“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三册，1149。）

    傅恒的坚定支持，使乾隆深受鼓舞，他称傅恒“朕之张华、裴度也”（注：《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西师之役结束后，绘功臣像于紫光阁，傅恒虽未赴前线，但乾隆坚持将其冠首，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傅恒故去多年后，乾隆对此仍念念不忘：“西师两用兵，同心却众论。坐谋无不协，用蒇建大功。”（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怀旧诗二十三首》。）

    与平准和平回之役相比，对第一次金川之役与征缅之役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就战争性质而言，有人以金川各土司政权并没有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金川之役不过是为了解决土司争端而将其排除在国家统一战争之外；以清军曾两次深入缅甸境内，遂将征缅之役定为侵略战争。就战争结果而言，有人认为，第一次金川之役“系天朝饰非文过之举，不足言功”；而征缅之役前后进行四次，更是乾隆朝军事活动中的败笔，“由于缅甸之役的彻底失败，使清高宗在光辉灿烂的一生事业里染上了一点瑕疵”（注：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128、134页。）。作为这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傅恒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乾隆朝国家统一战争的贡献也因此大打折扣。

    然而，评价一次战争是否为国家统一战争，应该从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来考察。征讨公开打出独立旗号、与中央政权正面对抗的地方政权，无疑是国家统一战争。但有些地方政权，如金川地区的土司，虽未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但在各自的辖区内，享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大权；各土司之间长年争战不息，严重危害了地方安宁；有些土司甚至劫掠川藏之间的商旅，威胁到中央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中大金川土司更是雄霸一方，恃强凌弱，对清政府地方官员多次调解与劝说置若罔闻，甚至发展到以武力对抗清军的地步，“弗剿灭之，则四川将不能安枕”（注：《平定金川告成太庙碑文》，现藏于北京孔庙内。），由此可见，金川之役实为保持地方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的战役。至于征缅之役，固因清军长驱直入缅甸境内，有其不义的一面，但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缅甸频年滋扰云南边境”（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284页。），清政府为巩固国防，保卫边疆，不得不兴师征讨；而战争的结果，尽管清军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缅甸遭清军两度深入，从此不敢轻易犯境，云南边境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与稳定，也表明征缅之役在某种程度上对巩固中国西南边境的积极意义。

    至于上述两次战役不如人意的结果，是由当时的*、经济、双方军事，乃至地理、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同样不能完全归罪于主帅傅恒，更何况，作为前线的主帅，傅恒还不得不时时受到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的遥控。

    明确了上述几点，再来看傅恒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傅恒。

    首先，在亲赴战争前线的过程中，傅恒体现了一种勇于任事、不辞劳苦的精神。每次奉命出征，他都奋力趱行，毫无迟疑瞻顾，“途次冲冒风寒，晨夕驰驱，兼办一切咨询机务，晷刻鲜暇，常至彻夜无眠”（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102。）。他不避艰险，坚持与士卒同甘共苦。赴金川所过天涉山，路极险，傅恒“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数十匹坠入山涧”，当随行人员恳请他上马时，他却说：“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壬寅。），于是便同将士们一起，在冰天雪地中步行长达七十余里。这种精神不仅鼓舞了士气，对于改变乾隆初年因循守旧的吏治政风也大有裨益。

    其次，这两次战役，作为最高决策者，乾隆皇帝迫切希望能及时、准确、详细地了解前线的情况，在他不可能御驾亲征的情况下，他认为，惟傅恒“实心体国，经画有方，至彼体察形势，所言始为可信”（注：《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七，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丁未。），“廷臣中更无可当斯寄者”（注：《乾隆朝上谕档》第六册，656。）。 这也是当时的名臣尹继善以“傅恒硕德望重，军旅非所夙娴”（注：《郎潜纪闻·二笔》卷四。）为由，极力反对傅恒出征缅甸，而乾隆皇帝最终坚持己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傅恒没有辜负乾隆皇帝的期望，于“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76、1164。），尽管他主观上不赞成草率撤兵，但他详明的奏报，却在客观上促成了战争的适时结束，从而使清政府从沉重的战争压力中解脱出来。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曾给予极高评价：“傅恒将彼地险阻情形，一一据实入告，朕得以备悉其难，定计撤兵。则此后之保全物命，休养太和，阜裕国储，宁谧边徼者，皆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功。”（注：《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1076、1164。）

    乾隆朝十全武功以及大大小小的军事活动，尽管性质不一，有些战争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然而，正如庄吉发先生所云：“十全武功是清高宗缵承圣祖、世宗两朝未竟之绪，同时也确立嗣后中国疆域的轮廓，对于中国民族的融和，尤有裨益。”（注：《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7页。）傅恒作为当朝第一臣，对于战争的顺利进行， 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国家统一局面的最终形成，功不可没。

            四、傅恒的用人、待人与乾隆朝用人

    乾隆皇帝极重用人，他认为：“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先务尤在人才”。封建社会庞大的官僚机器能否正常运转，不仅依赖于对高层官吏的选拔和任用，还取决于对广大中下级官吏的认识和了解。然而，乾隆皇帝政务丛杂，日理万机，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加强对官吏的考察，也难以周知庞大的官僚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由此，亲信大臣的举参保奏也就非常重要。对此，乾隆皇帝毫不讳言，他说：“朕统御寰区，一人耳目，岂能周知中外臣工之臧否，惟大学士九卿等留心访察，有闻即奏，庶人人知敬戒，共凛官箴，朕可以收明目达聪之益。”（注：《清高宗实录》卷三，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卷一三零，乾隆五年十一月丁丑。）

    傅恒身为大学士九卿之首，又深得乾隆帝信任，对朝廷用人的意见尤为乾隆所重视。某些重要官缺的补放，乾隆常常要事先与傅恒商议，甚至选派封疆大吏也不例外。金川之役期间，为加强军需和邮传的办理，乾隆皇帝决定将川陕分设总督，时傅恒远在征途，而有关人选仍“降旨商之经略大学士傅恒”（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庚辰。）。傅恒提出的建议，也往往能够为乾隆皇帝所采纳。

    傅恒通过举荐，直接参与和影响乾隆朝用人的决策。乾隆朝的许多名臣良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阿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等人都得力于傅恒的举荐。

    傅恒选拔和举荐官吏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用人必先知人，傅恒十分注意对全国各级官吏的考察。他执掌军机处二十余年，同时兼理过吏部、兵部、户部和理藩院等部院事务，与军机章京和各部院官吏的直接接触便成为他们了解他们的一个主要途径；傅恒几次出征，也通过直接接触，对沿途众多的地方官吏及前线将领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许多贤吏能员都是在直接接触中受知于傅恒，然后被保举并委以重用的。

    傅恒了解官吏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带领官吏引见。官吏引见作为考察官吏之途，极为乾隆皇帝所重视，被引见者数量之多，有时每天竟达百余人。通常被引见者在觐见皇帝前，往往先至引见大臣处。傅恒曾长期兼领吏、兵两部事务，带领官吏引见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傅恒于是利用这一机会，注意观察和了解被引见者的才貌、性情和学识，并试图通过他们了解更多的其他官吏。由于傅恒谦逊随和，被引见者心理较为放松，出言亦少忌讳，这样，傅恒便可以得到正式引见时乾隆皇帝所无法得到的一些信息，著名文学家袁枚所记述的傅恒带领引见的场景即可为证：“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见，大学士傅公引至军机房背履历……傅公问两江总督尹公继善、黄公廷桂孰贤，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论大人优劣。但外所传尹公为政宽，黄公为政严者，皆误也。’傅公愕然问故，余曰：‘尹公遇下属有礼貌，多体恤语，故人以为宽，及犯大不韪，必劾，虽司道不能求，故曰严；黄公遇人倨傲，呼叱随意，然颇多纵舍，常漏吞舟之鱼，故曰宽。’公又问宽与严孰愈。余曰：‘尹之严可以得君子，黄之宽只可用小人。’”（注：《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三。）这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傅恒了解和考察官吏的视野。

    其次，傅恒非常重视被荐官吏的品德。据说有一次出考翰詹诸臣，多数人不知题目的出处，当傅恒得知只有一人知道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宜置之劣等，彼既知出处，则当布告同人，奈何秘而不宣，此非端人也。”（注：《霞外伾屑》卷三。）由“非端人”而降低考试成绩，表明傅恒对官吏品德的重视。

    傅恒尤重“直”字，所荐多直臣。如陆郎夫、舒赫德、程焘等均以“直”见称于世。雍乾时期著名直臣的孙嘉淦，辞职后能够重新出仕，更由傅恒“力荐于朝”（注：《啸亭杂录》卷七，《孙文定公》；卷十，《孙文靖》。）。

    傅恒重用直臣，对清廷官僚队伍建设产生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乾隆中后期，贪风日炙，傅恒所荐直臣，不仅能独善其身，也往往能够对某些贪官污吏予以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贪风的蔓延。如孙士毅，在贪吏满天下的情况下，“独以廉著”，“又连劾巴延三、富勒浑二满洲贪吏，皆时人之所难能者。”（注：《啸亭杂录》卷七，《孙文定公》；卷十，《孙文靖》。）

    重德的同时，傅恒也非常重视才干。无论文人士子，抑或武弁将帅，凡有所长，一旦为傅恒所知，他便竭力保荐。傅恒十分欣赏袁枚悼鄂尔泰的诗句：“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注：《随园诗话》卷九。）他所赏荐之臣有许多是驰骋沙场、能征贯战的武弁将帅，如马全、阿桂、岳钟琪等。

    傅恒也十分重视文人士大夫。著名史学家赵翼入直军机处时，在汉军机章京中，最为傅恒所厚待，对傅恒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曾说：“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注：《檐曝杂记》卷三，《缅甸之役》；卷二，《傅文忠公爱才》。），这里“才”与诗文并提，显然是特指文人士大夫。的确，当时许多文坛名宿都曾受到傅恒的赏识与举荐，如著名诗人袁枚，就深得傅恒赏识，“壬午散馆，辛未迎銮，或待诏宫门，或挥毫殿上，蒙文忠公倾衿相接，刮目相看，唤作才人”。（注：《随园尺牍》卷七，《答福敬斋公相》。）

    清代，科举仍然是汉族知识分子晋阶朝廷、参与国家*的最主要的途径，但许多具有特殊*和经济地位的满蒙官吏对科举抱有成见，傅恒虽为满人，却能对这种倾向加以抵制，（注：《啸亭杂录》卷二，《阿尔萨》。）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视。

    其实，傅恒所赏荐者多文武双全之臣，如岳钟琪，“为一代名将，容状奇伟，食饮兼人，而工于吟诗”（注：《随园诗话》卷五。）；又如孙士毅，“能耐艰险，尺绳行沙度之地，人骑瑟缩，而公视若康衢”，“一切羽书草奏，公指挥于石矢间，动合机宜。”（注：《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二。）

    傅恒宽以待人的态度，构成了其用人的另一个特点。人才难得，具有绝对权威而又喜怒不定的皇帝却极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将得之不易的人才罢斥乃至杀戮。因此，傅恒在举贤荐能的同时，也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担负起维护和保全之责。状元钱维城被选为清文翰林，散馆时却交了白卷，龙颜大怒，欲立时置之于法，傅恒急忙为他开脱：“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钱维城得以避免杀身之祸。（注：《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公》；卷八，《傅文忠之谦》。）

    傅恒善体下属，甚至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吴士胜在金川之役中受知于傅恒，傅恒得知其家有老母，因道远而无法迎养，便向乾隆皇帝奏明，将吴士胜以近省参将补用；舒赫德被籍没遣戍，“公（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注：《啸亭杂录》卷七，《钱文敏公》；卷八，《傅文忠之谦》。）；对穷困的军机司员，傅恒还从物质上予以照顾，对此，史学家赵翼感触最深：“余在值时最贫，一貂帽已三载，毛皆拳缩如猬。一日黎明，公（傅恒）在隆宗门外小直房，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时已残腊卒岁，资正缺，五十金遂以应用，明日入直，依然旧帽也，公（傅恒）一笑不复言。”傅恒利用自己在朝中的特殊地位，以小心谨慎又不失机智的办事方式，为已故刑部尚书汪由敦之子邀得乾隆皇帝格外恩宠，尤为士大夫们所称道，时满朝大小臣工无不为之感动泣下，皆“颂文忠之垂悯故人子弟”。（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卷二，《大臣身后邀恩之例》。）而群臣“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注：《檐曝杂记》卷二，《傅文忠公爱才》；卷二，《大臣身后邀恩之例》。）

    乾隆盛世，载诸史册的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是物质财富的丰盈、学术文化的恢弘、君主专制的高度完善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而所有这一切，离不开乾隆朝众多的文臣武将的参与。作为盛世的首辅，傅恒积极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举贤荐能的责任，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史载他“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正是这群才识卓著的文臣武将的鼎力协助和积极参与，才最终成就了乾隆盛世。

            五、傅恒对乾隆朝由盛转衰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傅恒在乾隆朝的作用也是如此，在看到他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乾隆朝由盛转衰的消极影响。

    首先，傅恒“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九，《汪参军》。），在举荐或参劾官吏时，不免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感*彩，有碍选人用人的客观与公正。而傅恒之宽厚，在选拔名将良臣的同时，也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使一些才德不济之人混进官僚队伍中。对此，傅恒在世时，有人就极言其弊，曰：“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狗庇之夫假公誉以济私者，玩愒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乾隆后期，首辅和珅揽权纳贿，肆行不法，吏治政风因之日趋腐败颓废，人们更认定傅恒对此有不可推卸之责：“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九，《汪参军》。）

    其次，傅恒奢华的生活作风对乾隆朝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低估。据载，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其所居府第，“某处设反坫，某处设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注：《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卷七，《孙文定公》。）其中的园林之美，连久督江南，屡观胜景的尹继善亦叹为“蓬岛境”、“人间别有天”。（注：《尹文端公诗集》卷五，《过忠勇公第即事》。）而府中所藏宝玩，价亦颇昂，据当时来朝贡的朝鲜使者记载，傅恒死后，其子福隆安出卖家中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注：李德懋：《人燕记》，乾隆四十三年条。）当时自鸣钟、时辰表等尚属稀罕贵重之物，而“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注：《檐曝杂记》卷二，《钟表》。）其中有形制工巧者，“四围皆付玻璃，杂施水晶宝石及叵罗，眩耀夺目，下藏羊肠铁以引机轮，上有钟傍，有六小钟横串悬之，引绳而问之击钟不差其数，盖自鸣而兼问时，巧而又巧”，（注：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七，《张石存》。）价值甚昂。

    如果作为乾隆朝普通一员，如此奢华尚不能容忍，但傅恒以首辅之尊，其一言一行就更大地影响着当时乃至其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吏治民风。仅以傅恒对服饰沿革的影响而论，汲修主人曾云：“（初）燕居无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嘉庆年间）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注：《啸亭续录》卷三，《服饰沿革》。）乾隆朝后期，社会风气腐化奢縻，始作俑者无疑是乾隆皇帝本人，他统治期间，大兴土木，盛办庆典，六次南巡，均极尽豪奢之能事，而上行下效，傅恒作为乾隆皇帝最亲信之臣，其推波助澜作用同样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的乾隆皇帝时代，傅恒应时而起，以其明敏干练的行政方式和谦逊谨慎的为政风格，赢得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进而在乾隆朝用人行政和国家统一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助乾隆皇帝共同铸就了乾隆盛世。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傅恒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因其位尊权重，渗透和影响到乾隆朝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导致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

    （資料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