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之女

本来孔四贞作为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只不过是王府一千金，与*扯不上什么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多少历史作用。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七月，“（李）定国自西延大埠取间道疾驱击破全州军，薄桂林，驱象攻城。城兵寡，定国昼夜环攻，（孔）有德躬守陴，矢中额，仍指挥击敌。敌夺城北山俯攻，有德令其孥以火殉，遂自经，妻白氏、李氏皆死于火。”２孔有德之殉清，使得幸存下来的孔四贞得以烈士遗孤直接面对清廷的礼遇。但是，孔有德尚有“一子名廷训，当桂林陷时，为定国掠去。十六年，大兵定云南，随征总兵李茹春旧为有德护卫，访知廷训于十五年十二月为定国所杀，乃收其骸骨，乞归葬。奉旨：＇定南王子久陷滇中，尚冀大兵克取，来京有日。据奏惨遭逆害，深可悯恻。下部议恤。＇特予祭葬。”３这样，孔四贞成为定南王府唯一的嫡裔，承担起其父遗留的历史任务，在清王朝巩固统一的过程中起一定作用。

这是因为孔有德是清朝开国前即已受封的第一位著名的汉族藩王，据昭槤《啸亭杂录》“皮岛自诛毛文龙后，众皆解体，孔有德等据登、莱叛，为明将击败，逃入海峤，流离无所归。文皇帝闻之，乃命达文成公等往相抚绥，招孔、耿二王至盛京。上亲迎至都门，赏赉甚厚，即日授都招讨印，命其兵为天　，故其将卒皆用命。尚平南、沈续顺等相继归降，明皮岛遂墟。”４孔有德的泛海来归，在“本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５的情况下，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夏四月，封恭顺王，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五月，又改封有德定南王。此外，皇太极还给予种种优待，如在迎接孔有德时“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凡有一切过犯，尽皆原宥”６，并把孔有德、耿仲明属下官员的升降、任免权给予二人，“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给札”７。其原因在于当时后金政权正处于急切想要发展壮大之时，而孔、耿的归降对于后金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是孔有德当时本身实力雄厚，有德起事后，“收辽人三千余，会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亦叛明来合，兵势益壮。”８因而在降金时有“舟数百，载将士、枪炮、辎重及其孥”９，这样就从军队、武器、人口等方面大大扩充了后金的实力。二是孔有德降金之前，既“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１０消灭了许多明兵，之后又主动归降后金，对于后金大量招收明兵、明将，实施利用汉人攻打汉人的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清廷伟业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后，在清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孔有德作为“从龙入关”的辽沈旧臣，受到清廷的信任，委以重任。“二年，破自成于潼关，遂定西安，移师下扬州、江宁，分克江阴县”，“三年，授平南大将军，征湖南，并可喜受节制”。“五年，克辰州。湖南诸邑底定。进平广西全州”。１１所以说，论功劳，孔有德是国初归降的明将中功劳最大的；论资历，也比山海关之战时归降的吴三桂要老；论忠诚，在顺治九年桂林被围时，除孔四贞外，全家殉国。孔有德是清初四汉王中唯一以忠烈著称的功臣，因而在他死后，“事闻，上震悼，谥武壮。”１２“甲午六月三日定南王孔有德丧归京师，命三品以上大臣郊迎，四五品京官临丧次一昼夜。”１３而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孔四贞，在她弟弟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作为定南王孔有德仅存的后嗣，成为清朝大肆封赏的直接对象，“四贞尚幼，还京师，孝庄皇后育之宫中，赐白金万，岁俸视郡主。”１４

据《吴耿尚孔四王合传》：“定国兵至城下，时粤西初定，人心未固，定国攻城，守陴者皆不力，桂林遂陷。有德整衣冠，默无一言，久之，谓夫人曰：‘不幸少入军中，飘泊铁山、鸭绿间，冀立寸功，垂名竹帛。及大将军以忠受戮，归命本朝，历被两朝知遇，爵以亲王，锡以藩土，荣宠至矣。我受国厚恩，誓以身殉，若辈亦早自为计。’夫人曰：‘君毋虑经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儿曹何罪，亦遭此劫乎？’嘱老妪负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脱于难，当度为沙弥，无效乃父一生，驰驱南北，下场有今日也。’”１５但是，孔四贞作为孔有德唯一幸存下来的后嗣，成为实力仍然雄厚且具有家兵性质的定南王藩下军队之主，而“清廷必以四贞为奇货而羁縻之”１６，因此孔四贞不得不登上历史舞台，为清王朝完完全全统治全中国，遥控定南王藩下军队起一定作用。这也决定了孔四贞将在原本并不属于她的历史位置上度过大半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例外。

又：关于孔有德之子孔廷训，据（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孔）有德等严守关，以精骑三千大战。（李）定国直前杀数人，纵兵围杀，，三千人俱殁于阵，余两骑逃回桂林。有德大惊，急传令百姓守城。次日，定国同冯双礼兵至城下，有德乘城，见定国兵马强盛，知不敌，乃回宅运火药于室内，嘱家人曰：‘事急则举火。’次日大雨，城破，有德自回家，杀其爱妾数人，自缢，命家人从火，合门焚死。余一子七岁，定国收养之，并擒陈邦傅及子曾禹，解至贵州诛之。”１７当时为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孔廷训七岁，而孔四贞已十一岁，则顺治十五年，廷训死时，年仅十三。假若孔廷训不死，由其执掌定藩，以其小小年纪，他的作用应与四贞相似，成为清廷羁縻定藩的棋子。

一品夫人

孙延龄是孔四贞的丈夫，“四贞年十六，太后为择佳婿，四贞自陈有夫，盖有德存日已许配孙偏将之子延龄矣。因下诏求得之，奉太后命为夫妇，赐第东华门外。”１８孙延龄虽然地位比四贞低，但他毕竟是有德亲自选定的女婿，又身体健美，通晓音律，长于击刺，并和亡父孙龙一样效忠孔家。所以，他和孔四贞的结合并不是不适当的。

但是孙、孔的婚姻显然并不和谐，并且这种不和谐的婚姻关系甚至影响到二人今后的命运。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来都是妻以夫贵，而孔四贞未嫁之时是孔有德之女，显赫功臣的遗裔；更由于皇太后恩宠，视郡主食俸。而孙延龄不过是定南王藩下偏将孙龙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四贞是孙延龄的主子，而“四贞美而不贤，自以太后养女，又掌藩府事，视延龄蔑如也。延龄机知深狙，以太后故，貌为恭敬，以顺其意，四贞喜，出入宫掖，日誉其能，由是太后亦善视之，宠赉优渥，亚于亲王。四贞不知延龄奸愚之也，谓其和柔易制，事益专决，延龄因愈不平，思所以夺其权矣。”１９夫妻间*地位的不平等，不能形成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因而产生夫妻间权势的明争暗夺。吴梅村诗云：“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２０孔四贞一开始就看不起“起家素微”的孙延龄，因而在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孔四贞与孙延龄携家口驻防广西时，“四贞与延龄南下，舟抵淮安，诰封敕书至，以延龄为特进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硕额附、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其妻孔氏为一品夫人。四贞自以为和硕格格，已居极品，不从夫贵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则仍妻以夫贵矣，疑延龄嘱内院为之，不惬意，夫妇遂不相能。”２１

和硕格格与一品夫人的差别有多大？据《清朝文献通考》：“公主以下及额附之俸，固伦公主岁给银四百两，和硕公主三百两，郡主二百五十两，……和硕公主额附二百五十五两，郡主额附二百三十两，……顺治七年初定公主以下禄米有差，岁给公主郡主各一千石。”２２而作为一品夫人则享受一品官员的俸禄，“在京满汉文武官员俸银禄米，臣等谨按在京文武官员俸银满洲汉人俱一例，按品颁发禄米，即照俸定数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正从一品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２３孔四贞无论是和硕格格还是郡主，其俸禄都比作为额附或是一品官员的孙延龄要高得多，而一品夫人则是依附于其夫，地位较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清廷此举都是扬孙延龄抑孔四贞，难怪孔四贞心生不满。

但孔四贞仗着有太后撑腰，是不会把孙延龄放在眼里的。现存桂林伏波山下的一口大钟，是在康熙八年为奉祀定南王孔有德而铸造的，钟上面把孔四贞的爵衔姓名刻在孙延龄等人的前面，则是孔四贞欲超出孙延龄之上，实现其“格格”权威的明证。

孟森云：“四贞既非男子，延龄又系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构之，而四贞不悟也。”２４但孔四贞与孙延龄显然对于清廷的阴谋一无所知，不但不能夫妇同心，苦心经营定南藩下，反而自生嫌隙，沉溺于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势之争，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有人得以乘机而入，夺取大权，架空孔四贞和孙延龄。“戴良臣者，原系四贞包衣佐领，颇有才知，希大用，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而己与严朝纲副之，延龄初不许，乃营求于内，四贞强之而后可，虽为之请命于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构难其间，谓延龄独信任蛮子，而薄待旧人，由是夫妇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与延龄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后已，延龄竟为木偶，不复能出一令。四贞初任良臣，以为尊己，故惟言是听，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权且渐归于天下，事无大小，皆擅自题清，广西一军，惟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并不知有格格。四贞乃大恨，知为良臣所卖，仍与延龄和好，然大权旁落，不可复制。”２５

和好后的夫妇二人，极力想夺回失去的权势，“十二年二月，永年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２６上诉不成，恰逢撤藩变起，“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　焉。投桂林城反。”２７二人出此下策，只是想发泄个人私怨，显然未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其反叛的特殊原因也决定了孙延龄始终在吴三桂与清廷之间摇摆不定，并产生了脚踩两只船的想法。

但是困扰孙延龄的个人恩怨问题，在他投向吴三桂后并未解决，“时提督马雄驻柳州，延龄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为延龄下，见牌益怒曰：‘竖子无礼。’碎其牌，纵其使，延龄提兵往攻，为雄所败。然平西势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龄也。’乃使使自间道往松滋，请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为怀宁公，然雄与延龄又不能调和议用事者。”２８而孔四贞也想起了朝廷对孔氏一门的恩典，太皇太后的厚待，同时，“有傅弘烈者，旧为庆阳知府，当三桂未反时，举发三桂不轨事，坐诬，谪戍苍梧。延龄既叛，弘烈欲假事权，集兵图恢复，受三桂伪职为信胜将军，与延龄友善，数以大义陈说，延龄犹豫未决，妻四贞约弘烈往迎大兵，至即反正。”２９但为时已晚，孙延龄反覆之意已被吴三桂察觉，于是派遣吴世琮至桂林诱杀孙延龄，并把孔四贞带到了云南。

又据昭槤《啸亭杂录》云：“十五年，军士念故将军线国安旧恩，欲奉线三公子为主，于是鼓噪而立线公子。军士谓市德于线公子，而线公子约束军士颇严，军士复鼓噪囚线公子而迎延龄。时延龄夫妇逃匿小民孙七家，军士迹至，以二舆从，延龄疑其逐之，不匿且加诛，惧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龄别处，而自出见军士云：‘而曹杀我夫妇易耳，独不念先定南乎？’军士环列叩首，具陈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无他，呼延龄出，延龄不敢坐舆，请以一舆舁其妇，而挽舆以行。既入府，延龄惭不能视事，谓孔氏曰：‘吾之复得生也，以卿故。军士念定南威德，以贵重卿，卿其握权视事，吾愿为闲人矣。’孔氏遂戎服绣帕首蟒衣，日击鼓升堂理军务，军士颇服。”３０由此可见，孔四贞果然有将门虎女之风，而孙延龄也未免太窝囊了，也难怪当初孔四贞独掌军府时出什么麻烦，而孙延龄主管则引起了军士哗变。不过这倒正合清廷节制、消弱定南王藩下部队的心意，只是孔四贞在二十五年之后又再次遭到家破人亡的不幸。

和硕格格

作为一个特例，孔四贞以忠臣遗孤的身份，虽然身为汉女，仍被孝庄皇太后养于宫中，既显示出清廷优待功臣的态度，又以孔四贞维系实力雄厚，忠于孔有德的定南王旧部。“广西之再定也，以线国安统其众，部曲如故，而藩府久虚，上念孔后无人，且虑及孔师无主，乃封四贞为和硕格格，掌定南王事，遥制广西军。”３１其实封四贞为和硕格格，掌定南王事是在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而早在顺治十三年六月，圣母皇太后就下旨：“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壸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３２显然清王室想通过册妃这一方式，能够更直接地控制无主之定藩，而非以弱女掌藩府。但是，就在“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３３八月，又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册封礼。”３４本欲立孔四贞为妃的顺治皇帝恰在此时迷上了董鄂氏，册妃一事便不了了之。正是吴梅村所说：“聘就蛾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３５

而孟森认为：“世祖之欲得四贞为妃，与四贞之不愿，并清廷之不敢相强，彼此皆有利害关系存焉。”３６只是一种可能。孔四贞是在太后为其另择佳婿时才自陈有夫的，可见册妃之前她并未反对，而清廷非但未强迫四贞，还因故拖延。顺治虽然知道立孔四贞为妃有一定的作用，但从他的性格以及他确实迷恋董鄂氏这一点来看，完全有可能不顾及孔四贞而急于立董鄂氏为妃的。

但若从孔四贞的角度来说，无论她是否如小说家所设想的暗恋年青的顺治皇帝，册妃于她终不是什么好事。

由孔四贞掌管定藩这一件事本身就是对定藩的削弱，虽然孔四贞能够使定南王藩属在名义上存在，但孔四贞是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定南王藩属成为三藩一样威胁到清廷统治的地方势力，因而清王室以四贞为格格掌定藩，是名存暗削。假使孔有德死后，因孔四贞为女子而置之不顾，将定藩归线国安或李茹春等主管，则定藩之强大指日可待，清廷非平三藩而是平四藩了。至于定藩归线国安主管的可能性则从康熙十五年，军士念线国安旧恩，鼓噪而立线三公子一事可以看出。因此清王室用孔四贞维系定藩的确是一着妙棋，在定藩暂不可撤的情况下，册立孔四贞为妃，应当能长期稳定定藩，而册妃事不成，至康熙元年，遣嫁孙延龄，以孙延龄掌定藩。而孙延龄显然并不适合成为一藩之主，首先是他起家素微，以妇贵，且年纪轻轻，藩下旧臣又都是追随孔有德南征北战多年的宿将，自然不易驾驭；其次孙延龄未见有何才能，除了身体健美，长于刺击，至于统领军队的胆量与豪气竟连孔四贞也不如，“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３７

因此孔四贞之所以能奇货可居，受到清廷优待，自有其历史作用。而三藩之乱时，吴三桂亦依葫芦画瓢，在派人杀死孙延龄后，“四贞以三桂义女存滇”３８。孟森以为：“有德死而四贞为清太后养女，居京师；延龄死而四贞以旧为三桂养女，居云南，其倚以羁縻桂军，为术一也。”３９只是效果不一样而已。

“更筹响尽烛凝灰，报道将军奏凯回。一纸捷书新凑罢，小车还载美人来。（按）三藩之变人仅知云南吴氏、福建耿氏、广东尚氏。而孔有德之婿孙延龄，袭有孔爵，亦助三藩。三藩平，孙亦授首。孔女四贞，因有德功，赦不问。其实已为康熙纳入宫中矣。”４０此说误矣。三藩平定之后，原定南王藩下部属分隶八旗，孔四贞虽回到京师，但夫死子亡，只不过是孙家的一个老寡妇，既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亦不复当年英姿飒爽的女王形象，绝不可能为康熙所接受。

将门遗风

自孔有德于崇祯六年（1633）携船百余只，载将士，家眷一万余人，及辎重，枪炮归降后金后，一直蒙受皇太极种种破格待遇。皇太极“命更定旗制，以白镶皂，号有德，仲明军为天佑兵，可喜军为天助兵。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有德等自将所部不相属。”４１孔有德的天佑兵大多为自他叛明时便追随左右的矿徒及招收的辽人，而草莽之人并不知国家军队观念，只知为孔氏家将。随着孔有德不断立功勋，其部属亦日渐壮大。虽然崇德七年（1642）“析乌真超哈为八旗，有德等请以所部隶焉，乃分属下红旗。”４２但只是名义上的改变，家兵的性质不变。直至顺治六年五月，“改封有德定南王，授金册金印，令将旧兵三千一百，新增兵万六千九百，合为二万人，征广西。设随征总兵官一，左右翼总兵各一，以授马蛟麟、线国安、曹得先。”４３虽然大量新兵加入，但主要统兵将领都是旧人，正是这样一支队伍，在桂林城陷，孔有德死后，并没有名下言顺地划归八旗，亦没有另派将领领导，而是基本上维持原状，直至三藩平定，才在全国撤藩的形式下解散，其中有相当一段时间便是由孔四贞在京遥制，后又由孙延龄、孔四贞夫妇二人掌管的。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初二日，定南王下虾管包衣牛录事李春为力不胜任请解职事揭帖中提到了孔有德死后定南王藩属的一些情况。“计玖年柒月，定南王臣殉难之后，本旗官兵踉跄奔溃者，衣食不克口体。职以奉差江宁，后随大兵至衡，此时职已无家矣。惟痛王臣之惨变，思得寸脔逆渠，以报朝廷之豢养者，报王臣之不共，所以解衣推食，陆续收聚兵丁男妇玖千有余，业经报明。蒙皇上破格之恩，着职管辖王旗官兵，并深听王子消息。……肆年于兹，除马匹盔甲器械之给发者，职得借以资军实矣。其额数之未及给发者，职少可借办，俱剜肉补疮，无中生有。……且乏帮补之壮丁，即职欲勉力支持，而皮骨俱尽，实难展施。在皇上悯念功臣尽节，不忍旗制废零，修复以待王子，使军容军器稍不整搠，何以副委托，而供不时之剿御乎！且旗下见在官兵实计贰千壹百余矣，其间训练钤束，及料理诸务，必赖分寄有人。今旗下之官，或老病，或少懦，甚至相继殒亡，朝夕同事者寥寥数员。职一人之心力已竭，粤西多事之地也，职敢以庸才尸位，贻误封疆乎！”４４

从这篇揭帖中可以得出几点：一是在孔有德死后，正是由于具有家兵的性质的部属忠心如李茹春等到收复旧兵，使得孔兵虽狼狈，却不容人忽视其存在；二是清廷虽承认孔藩的独立存在，并以孔四贞维系之，但实际上并不重视孔藩，与“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相比，李茹春因入不敷出，无力经营定藩而请求解职，差别巨大；三是当时并没有孔有德子廷训的噩耗，因而“修复以待王子”，直至顺治十六年四月甲寅，“定南王属下梅勒章京总管官司兵李茹春奏：‘定南王孔有德子廷训，顺治九年失陷桂林时被逆寇掳去，今入云南访问，已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遭李定固惨害。臣随同平西王吴三桂等，赴土主庙，迎廷训榇于臣营，容臣扶榇回京。’”４５于是才有顺治十七年孔四贞封和硕格格，掌定南王府事，清廷这一着棋，想必是定南王藩属旧将意料之外的，因而未能心悦诚服。

“四贞、延龄俱少不更事，诸都统皆定南王故部曲，多战功，延龄其后进也。四贞待诸人礼仪如定南时，诸将皆以跪拜四贞为耻，尤不能为延龄下，积怒非一日矣。”４６孔四贞与定南藩下矛盾重重，加上夫妻关系不和导致大权旁落，势必削弱定南藩下本已甚弱的实力。这正是清廷所希望的结果，因而在孙、孔与部属的矛盾中一再偏袒孙、孔，以加剧部属的不满，“延龄有婢，其父千夫长也。婢还其父家，父嫁其于汉人而不告延龄。延龄知之，怒执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统以延龄之责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抚，更怀利刃，欲刺延龄。延龄遂以其事上奏，四贞亦以具疏请于上。上命大人来粤西审其事，罪坐王都统，余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统于狱。”４７

这样，虽然孔四贞一直以定南王遗裔维系着定南藩下，她的存在是定南王军队存在的标志，因而受到清廷乃至吴三桂的重视，但是孔四贞在嫁孙延龄后，亲临广西掌管定藩却互不相能，可见孔四贞只宜作为精神领袖领导定南藩，而不可直接卷入权力之争，这显然非孔四贞所长，但她显然并不明白。

孔四贞这一生中两次遭受家破人亡之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丧子，悲惨之极；但她又经历了被皇太后养育宫中，享受公主待遇，封和硕格格，执掌雄踞一方的藩府，以一个弱女子而言，又是位极人臣，具有一般人难以想象得到的幸运。姑且不论其幸或不幸在顺治、康熙两期，在大清逐鹿中原并且参与其中，她在统一战争中失去家人，她以一身维系广西的稳定，她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失去丈夫，直到大局已定，她回到京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孔四贞的事迹，清代官书记载很少，即便是野史笔记所记也只是寥寥几笔，孟森曾作《孔四贞事考》，以避流言，使四贞生平得到考证。孔四贞这样一个传奇女子，她的历史不应只是流言琐语，她的作用也不是可有可无，毕竟她也曾“锦袍珠络翠兜鍪，军府居然王子侯。自写赫蹄金字表，起居长信门头。”４８

注释：

１、１６、２４、３６、３９．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之《孔四贞事考》４５３页、４５５页、４６１页、４６１页、４６６页，中华书局。

２、９、１０、１２、１４、４１、４２、４３．《清史稿》卷二三四，列传二十一《孔有德》９４０２页、９３９７页、１２８６０页、９３９８页、９３９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１１．《满汉名臣传》附《二臣传》之《孔有德》４４１９页、４４１５页、４４１７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２９．《满汉名臣传》附《二臣传》之《孙延龄》４６６０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４．昭慩《啸亭杂录》卷一《收孔耿二王》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５．昭慩《啸亭杂录》之《异姓王》３２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２６、３０．昭慩《啸亭杂录》之《记孙延龄事》５０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６、７．《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五月至七月，１９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６月影印本。

１３．谈迁《北游录》之《纪闻》下《孔有德》３７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１８、１９、２１、２５、３１．（清）留云居士辑《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六，《吴耿尚孔四王合传》４６２页、４６３页、４６４页、４６３页，上海书店影印版１９８８年。

１７．（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４６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２０、３５、３７、４８．《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四，《仿唐人本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２２、２３．《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国用》四，５２４３页、５６４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九月。

２７、２８、４６、４７．（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１６４页、４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

３１、３２、３３、３４．《世祖实录》卷一零二，７９２页、７９５页、８０７页。

３８．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下，７９页。

４０．《清代野史》第三辑《满清宫词》２８５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

４４．《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２８４页。

４５．（清）蒋良骐《东华录》卷八，１３０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本网首发，引用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