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啥、长瑞、长寿已长眠地下，然而，他们的“忠义”业绩却为他们的后代荣禄敲开了跻身权贵行列的大门。荣禄在咸丰二年(1852年)“由荫生以主事用”¹，踏上仕途，服官工部，不久由工部主事晋升户部银库员外郎。在户部银库任上，荣禄差点被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杀了头。荣禄设法躲过了杀身之祸，以捐输军饷的名义花钱买了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闭门闲居以避祸。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肃顺在慈禧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被诛，清中央政权统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时，才使荣禄的仕途前景由阴转晴。荣禄及时地攀上同治朝日渐走红的亲贵醇亲王奕譞。同治初年，奕譞受命创设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神机营。荣禄以其先世所遗阵图献之，奕譞大为赞赏，立即把他派到神机营当差，赏五品京堂，充冀长，兼专操大臣。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大败清军的围追堵截，纵横驰骋于直隶、山东、河南数省。为防堵捻军。荣禄受命随同恭亲王奕訢襄办巡防事，授右冀镇总兵。捻军起义被镇压后，清廷论功行赏，赏荣禄头品顶戴。荣禄还因得到大学士文祥的推荐，于同治十年(1871年)获补工部右侍郎；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被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三库事务，第二年八月，荣禄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当时的清廷诸臣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其权位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三鼎峙，在

预闻机密、参预决策中，甚至超过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时人谓，御前大臣班列是前，但尊而不要，军机则权而要，内务府则亲而要。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19岁的年轻皇帝同治病逝，死时无子。荣禄在同冶死后清统治集团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为慈禧的再度垂帘听政大效其力。这样，荣禄在光绪朝获得更快的升迁。光绪四年(1878年)，荣禄被派充紫禁城值年大臣，不久，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工部尚书。正当荣禄于光绪朝飞黄腾达之际，厄运再度降临。据《清史稿·荣禄传》记载，荣禄这次遭厄运，是因“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²。光绪四年八月，荣禄被解工部尚书任，还被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使。光绪六年(1880年)，荣禄“又以被劾纳贿”，被降二级调用，由提督降为副将，后三载闭门，赋闲家中。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荣禄以购买*为名，再次向朝廷报效了一笔钱，才蒙加恩开复处分。清廷陆续任命他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专操大臣等职务。或许是因慈禧对荣禄仍心怀芥蒂，或许是政敌的裁抑，虽历经数年，荣禄始终没能恢复以前的级别和地位。不仅如此，光绪十七年(1891年)，荣禄还被遣离了清廷权力中心的北京，被远远打发到了西安，出任西安将军。荣禄自然不会甘心，他时刻梦想卷土重来。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举行大肆铺陈的60岁诞辰庆典。荣禄准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礼物，借为慈禧祝寿的机会，再次入京。这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荣禄疏陈急固根本之策，他所提出的巩固畿辅的几项措施，被清廷一一付诸实施。荣禄也被留在了京师，先是令其会同商办军务，不久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上行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荣禄获迁兵部尚书。至此，荣禄总算如愿以偿，既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又回到了清廷权力中心，也回到了慈禧的身边。光绪年间，近二十年的官场升沉的经历，磨去了荣禄的锋芒、棱角，也使他懂得了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在光绪朝，要想保住已得的权位并获得更高的权位，那就必须紧紧地依靠慈禧。为了获得慈禧的眷顾，他在慈禧宠监李莲英跟前花了大量的银子，终于渐渐地改变了慈禧对他的印象，荣禄逐渐成为慈禧的亲信大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夏之交，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时，荣禄在帝、后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慈禧一边，肆无忌惮地反对康梁的维新变法，并充当起慈禧扼杀维新运动的凶恶打手。慈禧赋予他更重要的使命，任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在于使荣禄统驭直隶境内的北洋三军，并以北洋陆军来镇制京师。与此同时，慈禧又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衔。这样，荣禄便“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成为慈禧身边决策性人物。其后，荣禄直接参预了戊戌政变，为慈禧再次以训政名义重新控制政权效尽犬马之劳。政变后，荣禄更是身价百倍，慈禧对他信仗之深、眷顾之隆，一时无比。在政变后慈禧策划的废除光绪皇帝的阴谋中，荣禄又为其出谋划策。最后，慈禧采纳了荣禄的建议，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绪，解除了慈禧后顾之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被授内大臣，并赐以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的特殊待遇。荣禄在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尽管他不赞成慈禧及后党官僚对外主战，对内主和的政策，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地位，左右逢源，依违于帝、后两党之间。他又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对后党进攻使馆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使馆进行了明攻暗保，从而为慈禧向侵略者的乞和留下了余地。当慈禧在侵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仓皇出逃时，荣禄作为留京办事大臣留下来。他授计负责议和的奕劻和李鸿章：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比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在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后，立即奔赴西安行在，继续效忠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之前。慈禧如获至宝，立即令其管理户部事务，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慈禧还特地颁下一道懿旨，称赞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匪’，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³光绪二十七年年末，荣禄随慈禧返回北京，被授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荣禄病逝，慈禧以各项殊荣，恩典加诸其身，恩赐陀罗经被，命恭王带领侍卫十人前往致祭，谥以“文忠”，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又破例将未立战功又非皇室宗支的荣禄之子赏以优等世袭之职。当光绪去世时，慈禧将荣禄的外孙溥仪指为皇位继承人，“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

通过以上对荣禄为官轨迹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荣禄的发迹是在他调整了与慈禧的关系、紧紧追随慈禧之后。荣禄作为慈禧的驯服奴才而飞黄腾达，荣禄也因助纣为虐而遭千载骂名。然而，荣禄作为晚清重臣，他的思想，他在清末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却是我们评价这个人物的绝不可偏废的方面。

首先，荣禄在日本入侵时，是主张以战为根本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军在朝鲜摧毁了清军后，兵分两路发起了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进攻。清军军无斗志，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溃不成军，辽东重镇相继失陷。清军的节节败退和屡战失利，使清廷龙兴之地的辽宁频频告急，京师为之震动。这时，慈禧、奕忻却不思采取积极的应敌之策，一味乞求予列强的调停，急切地企求停战议和。荣禄却以“急固根本之策”疏陈清廷，提出；“驭夷不外和战二策，然必先以战为根本，而后能以和蒇事。”外敌“未有不受惩创而能成和者也”⁴。显而易见，荣禄的这些言论，和慈禧、奕忻的言行是大相径庭的。荣禄还提出募重兵，用宿将等具体措施来对抗日军。

其次，荣禄在甲午战后中国愈益贫弱、民族危机日甚的严重关头是主张练兵自强、雪耻复仇的。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惨败。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战争的结局，给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以强烈刺激，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战后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呼声。然而，在清统治集团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仍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醉生梦死，不思振作。荣禄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局面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在给清廷的上疏中指出：“国家自旧岁失驭东洋，示弱天下，环瀛列国，窥我虚实，不循约章，不守公法，乘间抵隙，肆意要求，拒之不能，争之不听。本年德人藉口山东教案，径据胶湾，所索各条，多已委曲迁就，仍不肯出胶澳，为天下万国之所未有。现在各处教堂林立，设有‘匪徒’剽掠，彼将悉援德人之例索地以偿，即幸而无事相安，或执利益均沾，以一岛一埠为请，何以处之？时事艰难，于斯已极。”

诚然，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有清醒认识的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在这些人中对于解决危机的相应对策是不尽相同的。甲午战争后，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后党官僚一意主张“结强援，立密约”，幻想通过与沙俄结盟来抵制其它列强的侵略。清统治集团中亲俄势力的抬头，为沙皇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甲午战后，沙俄乘李鸿章赴俄祝贺俄皇加冕典礼之机，与之订立《中俄密约》。《中俄密约》表面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实际不过是俄国以中俄同盟为幌子来实现蓄谋已久的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俄国仍不以此为满足，正当李鸿章等人沉浸在“此约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的梦幻中时，沙俄又把它的军舰开进了旅顺口，接着又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旅顺、大连。沙俄的强盗行径，没有使清统治集团中的亲俄派清醒，他们仍然以不断满足沙俄的侵略要求来维持中俄间的所谓同盟关系。荣禄作为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对于亲俄派一意联络俄国的政策深不为意。他在上疏中历数沙俄的种种欺骗行径：“曩者，日本议款于辽东九城，要我割让。俄人约德法二国仗义执言，有迫日还辽之举。议者遂谓俄人昵我，多欲引为奥援，国家降心相从，许其筑路于东三省，行船于松花江，报俄者不可谓不厚。原欲假其势力，藉弭各邦之侵侮。乃德事方兴，始称调拨兵船，相助镇摄，继则援助之义，寂然无闻。西报多谓德法二主，今岁咸赴俄都联盟合从以图我。”“九月，彼得堡俄报，亦谓三国当坚持己见，以相索请。未几即有青岛之役，是三国协以谋我之情形已可概见。”⁵荣禄认为，将国家的安危系于中俄同盟，是荒谬而不现实的。他的结论是：“目前之策，莫如求自强，自强之策，莫如多练兵。”“治国之道，惟在兵强，无不可复之仇，无不可雪之耻。”⁶荣禄这种将复仇雪耻的愿望建立在自身自强基点上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荣禄在甲午战后是主张对封建统治的陈法作一些改革的，在清末的兵制改革中，所起作用尤大。《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各阶层人民采取各种途径进行着救亡图存的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公车上书”为起点，将维新改革的*运动不断推向高潮。随着维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变法与否的问题，形成不同阵营。以翁同和为首的帝党官僚，与康梁维新派接触较多，出于救亡图存和为光绪及帝党争取实际统治权的双重目的，倾向于康梁变法。以徐桐为首的顽固派官僚，抱定“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⁷的宗旨，顽固地反对任何一点微小的改革。而以奕忻为代表的一派洋务派官员，他们和顽固派的态度既有区别又有共同点。这一派人物他们并不一概反对变法。他们口头上也谈变法，同时也身体力行实行变法。为了推行变法，洋务派官员有时候难免和顽固派发生冲突。荣禄在战后出于复仇雪耻的强烈愿望，主张对旧法实行变革，其中尤为注重对养兵、练兵之法的改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荣禄首请变通武科举。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力陈在“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的情况下，仍沿用武科举来选拔军事人才的弊端。他建议清政府，将全国参加武科举考试的三四十万年富力强、里籍可考的应试武童，于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之后，即可成精兵。同时，于应试武童中挑选材武聪颖者，进入武备学堂学习，“习格致、舆地诸学，分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学习三年，由督抚进行考试，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再将这些武举人，咨送京师大学堂，限以三年，由钦派王大臣考试，列优等者为武进士，再经过廷试“验其技艺，询以方略”，即“以侍卫、守备分用”，“各路军营自哨长以上，均用此项武举人、武进士充补，以备干城之选。”荣禄认为，“似此参酌中外兵制，造就将才，于国实有裨益。”⁸荣禄的这个建议很受光绪重视，“诏下所司议”，虽“未及行”，但在其后的百日维新期间，武科举终被废除，各省武备学堂相继设立，这和荣禄的上疏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军队的训练方式上，荣禄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在百日维新期间给朝廷的折奏中，曾明确地指出：“非练成劲旅，无以拯救艰危，非改习洋操，难以破除积习。”主张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训练军队的方法来训练各省绿营、勇营。并提出具体的训练办法；“拟令各项营勇更换旧章，参用新式，……一年约可练洋操二十余万人。”至于各县所需教练，荣禄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现在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系德人教练，如北省勇队改练洋操，可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由自强军酌拔营哨教练，营规口号，如出一辙，似较易为功。”⁹荣禄注重军事制度的变革，但也不局限于此。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还涉及到其它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间在保定省城创设畿辅学堂，由外府州县考选年少聪颖、曾经入学者40人，入堂肄业，作为正额，另选备取二三十名，俟有额缺，俟次请补。学堂所设课程，正课除经史外，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图算、格致等项。荣禄还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间在天津创设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百日维新期间，荣禄遵旨将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将新设的畿辅学堂，改为保阳郡城中等学堂。这些改设的学堂，采取中西并重，每所学堂都学西文。荣禄以为，通过学习西文来考求学术，“取径较迂”，是很费事迂缓的，而延聘洋师，需费尤巨，研究西学，“应以繙译西书为本原”，荣禄于是决定在天津高等学堂内设立编译书局，与京师大学堂编译局相辅而行。百日维新期间，荣禄还遵旨于天津筹办设立农工商分局。天津农工商分局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六日开办，所筹办法为：“一、农田必藉资水利”，“宜考究东西各国浚河筑闸成法，择要试行，以为农务根本”；“二、工业以制造工物，抵制洋货为要义”；“三、商务以资本充足，转运宜事事得占先机，为制胜之道，拟饬局员邀集各业巨商，并本地绅富设一总商会，随时聚议，考核货物盈虚，中外市情。”¹⁰从荣禄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荣禄是主张变法的，但荣禄以及奕忻等人的变法，乃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不断推行的洋务新法，其变法的内容仅限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练兵、制械、通商、开矿诸项。他们对于康梁维新派实行的包括学习西方法度政令、改变官制、实行君主立宪等内容的维新变法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荣禄对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立场是表述得很清楚的。荣禄在慈禧召集一些大臣讨论新旧法的利弊时曾说：“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它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¹¹荣禄及翁同和、李鸿章等人在总理衙门与康有为对话时，荣禄也曾明确声言“祖宗之法不能变”。荣禄这样的*立场，就决定了他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在帝、后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要抛弃前嫌和顽固派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已经病入膏肓的封建专制制度，共同不遗余力地反对康梁和帝党推行的维新改革；也使荣禄必然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慈禧一边，为其出谋划策，助其扼杀维新变法运动。即便如此，荣禄在戊戌变法期间所言所行，和顽固派是有些区别的。

第四，荣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是反对慈禧、载漪等人围攻使馆的盲目、愚蠢的行动的。1900年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迅速发展到整个中国北部地区。这一年的五、六月间，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城。义和团的斗争，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列强组织侵略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面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统治集团内部因对外政策的分歧分裂为两大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一批朝廷枢臣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对内主剿，对外主和，他们认为只要镇压了义和团，才能取得列强的谅解，避免列强的干涉。而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另一批朝廷枢臣，则对内主抚，对外主战。这批人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制止列强对光绪的支持，使大阿哥溥？早登帝位。在这两派的激烈斗争中，光绪自始至终站在主剿主和派的一边，而慈禧由倾向于主抚主战派发展到完全支持主抚主战派。荣禄在两派斗争中，就其真实的*立场来说他属于主剿主和派。荣禄作为最得慈禧宠信的大臣，他的主剿主和立场曾给主战派带来很大希望，他们奔走其门下，希望以他为内援，说服慈禧放弃主战立场，同时借助所统率的武卫五军的实力来剿灭义和团。但荣禄的言行令他们大失所望。他在慈禧为决定和战方针召开的四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如主剿主和派希望的那样，公开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始终讲话不多。这是因为他既不敢得罪于权势日增的朝廷新贵载漪等人，更不敢贸然得罪于自己生命所系荣辱攸关的慈禧。他依违于两者之间，尽量跟着慈禧的指挥棒转。在这期间，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荣禄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对慈禧、载漪等人作出的围攻使馆的决定采取了明确的反对立场。在慈禧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等人置国际惯例于不顾，首先“请攻使馆”，荣禄与主和派的袁昶、许景澄等一道，以“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¹²为由，反对攻使馆。慈禧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终于决定宣战。在决定宣战的第二天，慈禧独自召集枢臣会议，荣禄还想作最后努力，竭力劝请慈禧勿攻使馆以免使各国“连合一气，致死报仇”，并用“以一国而敌各国”、“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¹³的严重后果来说服慈禧。然而，慈禧不但没能听进荣禄的劝告，反而“力言其非”。荣禄为此受到慈禧的严厉申斥。慈禧还强令荣禄担任了围攻使馆的总指挥。荣禄不敢违抗慈禧的命令，但背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致使使馆被围攻56天而未能攻下。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使馆的围攻，是慈禧和载漪一手策划的*阴谋，围攻使馆事件不仅违反国际惯例，同时也将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的反帝斗争引入歧途，还给八国联军扩大侵华以口实。荣禄对围攻使馆所持的反对立场，固然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和顽固派的盲目愚蠢行为相比较，不失为明智之举。

荣禄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一生，更明确一点说是效忠于慈禧的一生。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历史已作了结论，笔者无意对其作新的评价。本文的目的不过在于把荣禄一生中被人们忽视的某些方面作一些介绍，以期人们对荣禄有更全面的了解。

[1][2]《清史稿》卷437，第12373页，

[3][4][5][6][8]《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174、l17l、1172、1173、1172页。

[7][11]《戊戌变法》（一）第330，468页。

[9][10]汤志钧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编第522、524页。

[12][13]《义和团》（一）第14、67页。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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