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的真相至今不清楚。论者多数因其寄希望于当权的*人物，认为是倾向改良的表现，并由此判断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是从改良到革命。此说与孙中山早年自命“洪秀全第二”的造反思想不合。孙中山自称“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从来没有说他在思想上有过什么曲折。相反，他认为从１８８５年（乙酉）到１８９２年在广州和香港上学期间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高谈革命，号称“四大寇”，是为革命言论之时代。毕业以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因此上书李鸿章应是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主要活动，才算合理。他自述此行经过说：

　　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