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经世致用思潮发展史上，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同为中期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他们把传统的经世之学发展为睁开眼睛看现实的新思潮，前承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早期经世派“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的现实主义传统，后启戊戌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后期经世派，把传统的经世之学与他们所吸收的西学相结合，形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宣告了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向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嬗变的开始。

　　龚自珍以“批判现实，呼唤未来”的特色和贡献，成为嘉道经世思潮的开端者。然而，龚自珍尽管对现实的批判尖锐而辛辣，但对未来的呼唤，却相对显得“浅薄”和“平庸”，对民对“夷”，对工对商，认识均显不足，其开出的“古方”，实不足以医治中国之“今病”；“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已不可能充当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医国手”了！而在林、魏的经世思想中，不仅“民”的观念相当强烈，而且对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也留意较早。故同样睁开眼睛看现实，龚的目光较多向上、向内和向后寻找医国的“古方”；林、魏的目光则比较重视向下、向外和向前，较多地移注民间和较早地移注外洋，寻求医国之新方。

　　故言魏源经世思想之特色和贡献，不仅可用龚自珍“批判现实，呼唤未来”八个字，而且还应加上龚自珍所欠缺的“破立并举，与时俱进”八个字，才足以概括。也就是说，第一，魏源既勇于对现实进行尖刻的揭露和鞭挞，又能在批判的基础上为呼唤未来而提出建设性的改革主张，即所谓“破字当头，破立并举”；第二，魏源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前进，即所谓“与时俱进”。标志嘉道经世思潮走向高涨的《皇朝经世文编》尽管所集中之经国政见还是“古方”，但正如有人把它和提出医国新方的《海国图志》比较后所发现的那样：两书“不仅在编辑体例、编辑思路上一脉相承，而且在思想内涵上，两者在许多重要方面更有着密切的继承、延伸和发展关系。”还有，魏源把批判现实与改革现实紧密结合了起来，其“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亦较龚自珍“深入了一步”。魏源在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失败后的新形势下，能把抵抗西方侵略与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医国新方，并不是偶然的。

　　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继承和发扬林则徐开创的新风

　　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经世致用——开眼看世界一一向西方学习思潮，以经世致用思潮为基础；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实际是经世致用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且因注入了新的经世内容而更加富于时代色彩。故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前后这股推动中国走向近代的爱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反映了传统经世之学走向近代的“转型”进程。

　　在这个“转型”进程中，林则徐是第一个从闭关走向开放的代表。正是在林则徐的倡导下，开眼看世界思潮作为一个前承经世致用、后启向西方学习的“中介”性的相对独立的思潮，于1839—1840年在广东勃然兴起。魏源的贡献在于，当林则徐遭到打击、开眼看世界的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把林则徐开创的开眼看世界的新风及其未竟的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他出色地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和增订工作。

　　从《海国图志》考察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眼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是广度，即所谓“全”。《海国图志》所了解和介绍的世界，在当时，不论材料、知识和涉及面，都是最全的，包括了全球各地，方方面面。

　　二是深度，即所谓“新”。第一，它所触及和了解、介绍的世界，其主体是“近代世界”，即新世界，而不是中世纪的旧世界；第二，它所接触和了解、介绍的新世界，涵盖了近代世界的*、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国际关系以及人的素质；第三，它开始用近代眼光、近代观念观察、介绍、评论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

　　就此而论，魏源在开眼看世界方面，已经超越了林则徐。

　　向西方学习：魏源实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型

　　在鸦片战争前后，在看待和解决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闭关主义以奉行闭目塞听的思想路线与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为特征，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开放主义则以奉行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路线和倡导向西方学习以推动中国改革的政策为特征，以谋求中国的独立和进步为目的。在这里，向西方学习以推动中国的改革至为关键。毫无疑问，林则徐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先声，带头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坚定步伐，并以其在开展近代外交与建设近代国防等实践中取得的定成效，开启了中国走向近代之端。然而，林则徐由于受到残酷打击，未能完成这一伟业。

　　魏源的贡献在于，他在林则徐的影响和带动下，受林则徐的嘱托，并总结了林则徐等人的实践经验，完成并大大地发展了林则徐未能完成的伟业。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影响百余年、启迪儿代人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推动中国走向近代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包括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官办工业和民办工业的设想，包括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培养本国技术人才的设想，包括建设一支近代化海军、改革军政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想等等。魏源以林则徐等人的实践为基础，为当时中国指出了新的方向，开出了医治中国“今病”之新方，给人以新的希望和力量，启发了后来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因而成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新思潮的发端，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在关系到此后百余年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魏源与时俱进，重新认识“世情”和“国情”，把中国置于近代世界的时空范围内和近代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为了回应来自“侵略性与先进性兼而有之的西方”的双重挑战，为了使中国摆脱“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命运，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这是对西方双重挑战的爱国主义回应，因而标志着具有近代意识的中华民族觉醒的开端，也标志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转型：以开眼看世界思潮为中介，实现了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历史性飞跃。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