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中国近代人物的研究上，严复(1854-1921)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多半注意严复的公众角色，以及从早期到晚期的思想变迁等。不少学者认为严复早年虽热心宣扬西方文化，晚年却变成一个“落后的保守的人物”；（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7〔1936〕）；王栻，《严复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李泽厚，〈论严复〉，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2-284；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42-251。）最近则有一些学者指出严复一生有一贯的思想脉络，他为中国提出“稳健也深具洞察力的现代化选择”，是一位“最严谨、最有系统、最有深度的保守主义者”。（注：萧功秦，〈严复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及其启示〉，《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351。林载爵，〈有关严复思想的两个问题：激进与保守、批判传统与反本复古〉，收入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58。王宪明，〈严复的建国构想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4.3(1999):60-84。）正反具陈的历史形象显示出严复研究的复杂性，也给历史学者一个新的挑战。

　　近年来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动向，则是逐渐从严复的公众角色转而注意到私人性情，如他的家庭生活与鸦片烟瘾等。（注：如王植伦，〈严复心湖初探〉，收入福州市纪念严复诞辰140周年活动筹备组编，《严复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专辑》（福州，1994），248-264。汪荣祖，〈严复新论〉，《历史月刊》89(1995):36-39。王中江，《严复》（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尤其是以往学者没有深入探讨严复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关系。本文即拟以严复的婚姻生活以及他与女学生吕碧城和甥女何纫兰的交往，来一窥严复的异性情缘，并进一步探讨此一私人的情感世界对他思索公共议题时可能带来的影响。最后则希望将严复与梁启超、胡适等人做一对比，来观察近代中国几位自由主义者感情世界的异同。

　　                                          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初次婚姻

　　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严复生于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南台的苍霞洲。（注：陈端坤，〈严复的故乡·出生地·少年时代〉，《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4-46。）严氏祖与父皆为儒医，母陈氏来自平民家庭。（注：严停云，〈吾祖严复一生〉，《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苍霞洲沿着闽江边，各类商店、洋行等应有尽有。（注：林祥彩，〈沧海桑田话台江〉，《台江文史》3(1987):1-2。）严家在苍霞洲开了一间“医生馆”，卓有声望。严复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中西接触、经济繁荣的港区。此一环境提供了他“走向世界”的绝佳背景。

　　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共生五男四女。（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607。）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在1866年初，12岁时所娶的王氏。王氏不识字，年龄与严复相仿。两人显然是依父母之命而结婚。婚后不久，严复的父亲过世。此后家道中衰，举家迁回阳崎（今盖山）祖宅。这样的家庭背景逼使严复放弃科举，投考船政学堂。

　　至1892年王氏去世之前，严复和她结为夫妻的时间共有26年，然而两人相聚之时有限。从1867至1871年，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读书，其后出海六年，偶尔有时间回家，长子严璩即于此时出生。1877至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到1879年夏返乡，任教于母校。次年他又应李鸿章之邀，转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因为举家北迁，所费不赀，严复并未携眷北上。返国方一年，在天津，严复起了思乡之念，在写给从兄观涛的信中，他说：

　　“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信中严复也谈到暂时不拟携眷来津之事：

　　“弟挈眷一事，似当留为后图，此时己成罢议。盖不特眼前支绌，川资难筹，即己后眷口来津，每月坐硬已须六十两，加以添置家中人御寒衣服，此时购置家私，皆须巨款，看来万不能支，故以附图然终止，非得己也。谒傅相时，渠亦未问及此，想以为此弟家事，听弟自谋也。”此外他还希望家人能寄来福州土产，以一慰乡愁。（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29-730。）

　　总之，在26年中，严复与王夫人并没有太多机会相聚，或许是因为她不识字的关系，严复和她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返。对严复来说，此一婚姻只是依循中国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罢了。（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679。）

　　然而这三者，仍使严复对她有一份情感。在1917年10月18日的日记，严复写到“内子忌辰”；1918年6月30日又写“先妻生日”，显示两人之间的情份。（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525、1527。）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严复似乎受其宗教精神之感染。每年她的忌日长子严璩都以拜佛的方式来纪念亡母，有一次严璩要求同父异母的弟弟“代劳拜佛”，弟弟因为“反对迷信”不从，受到父亲的责骂。（注：《严复集》，825（1921.8.6与诸儿书）。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85。）严复一生都不排斥宗教经验，曾说“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注：《严复集》，725（1918.1.19与俞复书）。）他也劝孩子们：“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825。）一般人多注意到严复提倡西方科学，然而对他而言科学与宗教并不冲突。（注：严复是以“不可知论”(Agnosticism)或他所谓“于出世间事存而不论”的观念将科学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见《严复集》，825（1921年与诸儿书）。从1918年严复写给侯毅、俞复的两封信，也可以了解到在他的晚年也开始接受“灵魂不死”，感叹“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此二信见《严复集》，720-723、725-727。）

　　1921年夏天，在他过世前的两三个月，亲手为王夫人抄写《金刚经》一部。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道：“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此外，严复在生前即安排死后与王夫人合葬，然而他的第二、三夫人却无此待遇。此一举动或许遵从惯例、礼法，并感谢王氏照顾母亲与儿子的成分，要多于男女情感的考量。

　　除了佛教之外，从12岁开始的婚姻生活还影响到严复“禁早婚”的观点。严复强调过早结婚无论对个人、国家与种族都不好。在《法意》案语，严复说“中国沿早婚之弊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注：严复译，《法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23:7。该书出版于1904-1909年。）1918年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也表示“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825。）对严复来说早婚的弊病是子嗣过多，养育欠佳，导致恶性循环，所谓“谬种流传，代复一代”（注：严复，〈保种余义〉(1896)。《严复集》，87。）

　　                                                    三、纳江莺娘为妾

　　1892年严复38岁，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该年王夫人过世。严复娶了年仅13岁的福州女子江莺娘为妾。莺娘为严复生下二子（1893年生＠（原字王加献），1900年殇、1897年生琥）、一女（1899年生附图）。

　　严复纳妾时并不得志，如他所述“北洋当差，味同嚼蜡”。（注：《严复集》，731（1895.1.15，与四弟观澜书）。）他不但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同僚中又有严重的派系之争。（注：《严复集》，732-733（1896-1898，与四弟观澜书）。）另一方面为了进入正统仕绅阶层，他从1885至1893年四度参加乡试，不幸皆落榜。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挫折，严复于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吸食鸦片。在1889-1890年，严复与四弟的信中说道“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30。）同时在1895年前后，严复也考虑“舍北就南”，转投到张之洞麾下。后来因为严复发表《辟韩》一文，张之洞“见之大怒”而未果。（注：《严复集》，733。〈辟韩〉发表于1895年3月13-14日天津《直报》之上。王宪明最近对这一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诠释，他认为该文“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王宪明，〈解读“辟韩”一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历史研究》1999.4:113-128。）

　　从1892至1900年，在严复迎娶第三位夫人朱明丽之前，莺娘都陪侍在侧，然而两人关系并不融洽。根据严复所述，莺娘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欠佳；（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60。）这样的个性似与严复不甚匹配。从郭嵩焘(1818-1891)的记载可知，严复虽然才气纵横，但“气性太涉狂易”；曾纪泽(1839-1890)也认为严复骄傲自负，有“狂傲矜张之气”。（注：见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274-278。）以严复的个性来说，他所期望的伴侣须是活泼外向、“能言会笑”，“方不寂寞”，（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60。）莺娘的个性显然不符合此一要求。

　　很可惜没有记载莺娘对此段婚姻感受的史料，我们只能看到严复主观的描写。根据严复在1910年时的说法，“自渠十五岁到我家，于今十又八年……在阳崎、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他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64。）两人相处的不快不但与双方个性有关，或许也与此一阶段严复在外受到各种挫折有关。

　　                                                        四、续弦朱明丽

　　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在义和团事件中为炮火摧毁，严复仓皇地逃到上海，在此结识第三任夫人朱明丽。明丽是一个在城市中长大，又受过教育的女子。（注：然而明丽的文字功夫并不纯熟，写信偶有别字。《严复集》，749、763。）婚后严家大小事情都由她来管理，分隔两地时严复与她三五天即通一封信，由此可见两人感情深厚。她为严复生了二子（1904璇、1909玷）、三女（1901＠（原字廖去广）、珑、顼）。

　　严复与朱夫人之婚姻很可能是因为他与莺娘之间关系不睦，加上两人文化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据黄遵宪的说法，严复与朱明丽因《天演论》而结缘：

　　“别三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嗣闻公在申江，因大作而得一好姻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团拳难作，深为公隐忧，及闻公脱险南下，且忻且慰，然又未知踪迹之所在，末由敬候起居，怅怅而已”。（注：黄遵宪，《书札钞稿》，转引自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609。《人境庐诗草》之中该诗的最后一句略有不同，作“胜是麻姑背蛘搔”，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3），306。）如果此一传闻属实，那么明丽或许对严复心生仰慕，而结为连理。

　　明丽的进门给严复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个变数，莺娘对此尤其不满。严复在写给明丽的信中曾说：“至汝来后，（江姨）更是一肚皮牢骚愤懑，一点便着，吾暗中实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此总是前生业债，无可如何，只得眼泪往肚里流罢了”。（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64。）为了避免家庭纠纷，严复总是劝明丽要与莺娘和好。（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38。）

　　或许是为了维系家中妻妾和睦，再加上理财的考量，从1901年至1910年，严复在外地任职时将明丽留在上海，仅带莺娘同往。由于空间的分隔，莺娘嫉妒之心似乎稍减，也全心侍候严复起居。1909年秋严复在北京身体欠佳，咳喘、失眠时时发作，“睡时需人槌腿”，此时“江姨太伏伺异常勤慎，然而亦劳苦矣”，“姨太伺候小心足矣”。严复又请明丽去上海张园购买“姨太房中脚炉一个，一一装好。便托李质斋带京”。（注：《严复集》，750-752。李质斋名文彬，时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常常来往于京沪之间，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

　　这一段期间严复也曾考虑过全家团聚。在1907年任职学部之时，同事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为学部侍郎）劝他举家北迁，严复却觉得不妥，他以戏谑的口吻和明丽谈到此事：

　　“范孙叫我年内将家眷接来，渠看此事太易，如吃茶一般，不知吾家将近二十口人，北来行李家具至少亦百余件，谈何容易！吾若果驻京，尚是置一小眷在此，最为便当，岁时回沪相见，岂不回回新鲜。但太太必吃杨梅酸酒，奈何奈何！一笑。”（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40。）

　　明丽在上海不但要照顾家庭，还要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黄包车行，（注：严复给明丽的信中曾说“近日黄包车生意如何？闻已添至卅辆左右，无乃贪而劳乎？”《严复集》，750。）然而严复对她的角色期望仍是颇为传统的，希望她“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50。）“男女佣仆认真管束”；（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48。）“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原字廖去广）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孩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

　                       　五、与莺娘离异

　　1909年冬天，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名词馆，他的妻妾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这次是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严复写信说明人参是萨镇冰送的，由莺娘寄回上海，他并无偏袒之意。他希望明丽以“公心”治家。在妻妾争执之中，严复感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56-757。）此外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明丽也时有冲突。此时严复曾写信给明丽，盼她“一视同仁，认真照应”江姨所生的孩子。（注：《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62。）

　　1910年初莺娘突然病发，延宕数月，严复与莺娘的夫妻关系因此终结。严复写道：莺娘“不知因何受过惊恐，当时目神甚直，情思昏迷”，请医生看过之后，略为痊愈。三月初七(1910.4.16)，再度发病，诊治无效。严复安慰她“病愈回闽建设克神大醮”，然而莺娘病状仍不见起色。在这段期间，严复与莺娘数次“大相冲突”，让他觉得“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他向明丽分析莺娘得病各种原因，也述说自己心中的痛苦：

　　“此人性质甚似其母……此间京寓本极清静，除两人外余皆是下人……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针黹近亦厌弃，写字亦有倦时，则除却些须家计及伺候老爷卧起、自己梳洗之外，凡无一事，只是闷坐卧床而已。度日如此，亦自难堪！”（注：《严复集》，760。）“渠总是板着面孔，与人不交一语……故刻下京中，严姨太性情偏拗，面目孤冷，颇出名也。”（注：《严复集》，764。）四月初二(1910.5.10)两人大吵，（注：《严复集》，761-762。）二十三日(1910.5.31)莺娘离开北京，两人关系至此结束。严复感叹地说“吾今日即算与伊永别，不但今生不必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窄路相逢罢了”。（注：《严复集》，765。）此后严复每月“付姨太四十元”。（注：《严复集》，768。）后来莺娘有意返家，严复却断然拒绝。（注：《严复集》，769-770。）

　　在与黄莺冲突之际，严复也曾考虑再纳一妾，然而又想到“艰于物色”，因而作罢。（注：《严复集》，760。）1910年秋严复将明丽与子女接到北京。此后多半的时间明丽都伴随在侧，两人不再藉信件互通款曲，这也使我们无法了解两人情感的进展。

　　                                             六、严复的鸦片烟瘾

　　严复的第三任妻子朱明丽除了负担家务、教育子女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为严复购买鸦片。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21年之间，严复的身心状况与鸦片吸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严复写给明丽的63封信函之中，有27封谈自身的疾病，17封催促她速寄鸦片，有些信则两者都说：（注：王植伦，〈严复心湖初探〉，259。）

　　“吾因感寒，夜间患咳，吸烟更甚，有似去年。”（注：《严复集》，739(1907.10.21)。）“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着。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注：《严复集》，741(1908.9.2)。）“吾到津以来，别的没有甚么，只是晚间多睡不着，早起跳筋……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那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般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注：《严复集》，741(1908.9.8)。）

　　由上述的自白可见，严复的烟瘾很强。1909年秋天，严复打算戒烟，然而几天之后因缺乏毅力，再度吸食。（注：《严复集》，749-750(1909.11.4)。）此后他的烟瘾减小,每日只服半匙。（注：《严复集》，757(1910.1.29)。）1910年之后严复的烟瘾又变大了。（注：《严复集》，768(1910.9.15)。）至1912年严复被派任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其间虽“时思断绝”，但还不断地托人带鸦片到北京来。（注：《严复集》，772(1912.3.26)。）1916年1月9日在他的日记中写着"Two pipes inthe afternoon"；（注：《严复集》，卷首插图页8所附“严复日记手迹”。）1919年的日记又有“起服新药膏”、“起吃新药膏”等字眼。（注：《严复集》，1529-1531。）一直到严复死前一年，在北京因病入协和医院，在甘医师的协助下才戒掉鸦片。（注：《严复集》，804。）

　　严复出院之后在1920年1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友人熊纯如，劝年轻朋友绝不可吸食鸦片：

　　“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危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注：《严复集》，704。）

　　严复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染上烟瘾或许是因为怀才不遇、考试失败，加上与莺娘不睦所导致的。他吸食习惯的持续不但出于心理挫折，也与生理病痛密切关连。严复中年以后，呼吸与消化器官一直不好。咳嗽、腹泻、筋跳，以及失眠等病症长期困扰着他，使他养成依赖鸦片来舒缓病痛的习惯。

　　我们很难想象这位翻译大师早上以典雅的文言文翻译《天演论》，鼓励国人发愤图强，而下午则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情景；然而，严复主要的作品都是在鸦片提供身心舒缓状况之下所写出来的。同时因为鸦片吸食的经验使他深刻地体认到要挽救“中国者，固病夫也”的困难。（注：《严复集》，13。）1895-1896年《原强》一文，严复有以下的话：

　　“中国礼俗……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然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果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着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使鸦片之害禁绝于天下。”（注：《严复集》，28。）严复在写这一段话时，或许也为自己无法成为“自爱而求进者”而深自悔悟，这一矛盾现象显示严复内心私情与公义的冲突。

　　                                       七、忘年之交吕碧城与何纫兰

　　除了妻妾之外，严复一生还接触到许多其她的女子。他曾召妓冶游，1908年10月11日“到全乐班，叫素云”；10月14日“下午到全乐班，方仪廷请。又到翠升班”。（注：《严复集》，1479、1480、1483。召妓冶游是清季京官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54、215。）此外在他的诗词之中，也时有与女士们的应答。例如有一首“答某女士”，内容是“赠我琼瑶一纸，记说暮山凝紫。何许最关情？云裂夕阳千里。罗绮罗绮，中有清才如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注：某女士姓名不详，也可能是吕碧城，见南洋学会研究组，《严几道先生遗着》（新加坡：南洋学会，1959），151。该书收有严复的“阳崎词稿”，计十二首，此一词稿似乎不受人重视，未被收入《严复集》。）

　　然而严复最亲近的一位异性朋友无疑是吕碧城(1883-1943)；此外他的甥女何纫兰也深得喜爱。碧城比严复小近30岁，善书画，长于诗词，1903年赴天津求学，结识《大公报》创办人英华（字敛之，1875-1926）。（注：有关吕碧城的生平思想，请参考李又宁编著，《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191-197。黄嫣梨，〈吕碧城与清末民初妇女教育〉，收入《妆台与妆台以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122-140。刘纳编著，《吕碧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3-45。）严复是在1900年结识英华,1907年英华出版《也是集》一书，曾请严复作序。（注：《严复集》，246-247。）严复与吕碧城的认识，应是通过英华介绍，时间约为1906年。

　　严吕两人最密切的来往是在1908年，碧城在天津随严复学习名学，并促使严复把耶芳斯(William Jevons)的《名学浅说》（Primer ofLogic，初译名为《名学启蒙》）译为中文。严复在该书序文中提到：“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注：严复译，《名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i。）严复并“为书‘明因读本’四字于课卷”，碧城遂以“明因”为字。（注：引文系来自吕碧城〈欧美之光·使人恶化之科学〉(1932)一文，原文未见，转引自刘纳编著，《吕碧城》，12。）

　　在严复的日记之中(1908.9.11-11.13)很详细地记载翻译讲解《名学浅说》的进度。如“八月十六日（9月11日）始译《名学启蒙》”、“八月十八日（9月14日）到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碧城”、“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译《名学》完”。（注：《严复集》，1480-1485。）由此可见用“绛纱坐帐谈名理”来形容严复与碧城的交往，倒颇为贴切。

　　除了讲解《名学浅说》之外，还有三件事情显示严吕之间密切的关系。第一，严复很欣赏碧城，因而介绍甥女纫兰和碧城相识。第二、严复很关心碧城的婚事。1909年6月13日日记严复写道：“下午，吕碧城来视，谈极久。此儿不嫁，恐不寿也。”（注：《严复集》，1493。）碧城后来皈依佛门，终身未嫁。第三，1908年严复曾与碧城以诗相应和。严复有一首《秋花次吕女士韵》：“秋花趁暖开红紫，海棠着雨娇难起，负将尤物未吟诗，长笑成都浣花里。绿章乞荫通高闵，剑南先生情最真。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棐几皆前因。故山丛桂应好在，抽叶悬崖俯寒濑。山阿有人从文狸，云其昼卷声綷＠（原字红左加蔡）。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丘无女日将暮，十二巫峰空黛颦。

　　君不见洞庭枇杷争晚翠，大雷景物饶秋丽，湖树湖烟赴暝愁，望舒窈窕回斜睇。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瞏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注：《严复集》，372。严复在1908.10.16的日记之中有“与碧城一词”，应是指此诗，引文系来自吕碧城〈欧美之光·使人恶化之科学〉(1932)一文，原文未见，转引自刘纳编著，《吕碧城》，1483。）”严复的诗一般偏于写实，此首则较绮丽，多用比兴。（注：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21。）文中之“秋花”、“海棠”、“尤物”、“佳人”、“倾城春”应是指碧城。在第一段的后半部分，严复大量使用《九歌》、《离骚》的典故，似乎是感叹无人赏识碧城，使她到了25岁还找不到对象。（注：周振甫以为“用屈原诗赋中语，含有指当时被废逐的维新党人意”、“灵均可能指维新党人，他们逃亡国外，离德宗一天一天远了”，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19。这显然是一个过渡*化的诠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照严复写给何纫兰的一封信（写于1908.10.17），应系作诗之次日），谈到吕碧城的个性与交友状况，才易理解此诗之内涵：“碧城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因而受谤不少……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其处世之苦如此。”（注：《严复集》，840。（1908.10.17，写于天津）。）可见此诗应是扣紧碧城处世上的困境。诗中“绿章乞荫通高闵，剑南先生情最真”两句是用陆游(1125-1210)“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的典故，（注：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18。）表达出严复对她的祝福、爱护，也刻画出两人之间的情谊。

　　严复与碧城之间固然为师生之情，然而从上文“早觅佳对”、“立志不嫁以终其身”等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以及两人在思想上的亲近，似乎透露彼此均有爱慕之意。唯两人格于师生礼法，未敢逾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一直存在公、私、情、礼之交战。

　　严复与碧城的交往对两人的思想均有影响。从碧城的角度来看，严复所译介的新观念对她有所启发，同时她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努力也影响到严复对女性的看法。从前文所述可见，严复对妻妾的态度非常传统，然而对于下一代的“新女性”则有不同的期许，他虽反对婚姻自由，却提倡女子教育，由此充分显示严复思想中新旧交织的性格。

　　碧城在与严复交往之前便已投身女子教育，1903年她开始筹设“北洋女子公学”，受到袁世凯与英华等人的支持，该校于1904年10月开始招生。她所撰写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注：吕兰清（即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东方杂志1:5(1904)，109-110。收入刘纳编著，《吕碧城》，135-138。）《女子教育会章程》等文是近代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文献。

　　严复早期的文章并没有特别强调女子教育。在甲午战后所撰《原强修订稿》文中，他从“鼓民力”的角度反对缠足，强调“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注：《严复集》，28。）至于在“开明智”、“新民德”两方面，严复完全没有谈到女子教育或男女平权。（注：《严复集》，29-31。）而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宋恕(1862-1910)、郑观应（1841-1923，一作1842-1922）等人便有兴女学之议，严复却不像他们那样注意到此一议题。在1902年严复所写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之中，严复对教育问题有非常深入的讨论，包括教科书、课程、教法、师资等，其中也没有谈到女子教育。

　　《严复集》收录了1898年1月10-11日《国闻报》上所发表的《论沪上兴办女学堂事》，编者认为该文可能是出自严复。（注：《严复集》，436。）在一些专著中也径自将该文列为严复的作品。（注：如朱有＠（原字王加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6）便收入此文，并认为作者是严复，见880-881。亦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16。王宪民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页117-121。）但我怀疑此一论断。从文章内容来看，其中虽有一些观点与严复相同，如禁缠足、女子分担家计等。然而有不少的意见与严复的主张相左。例如该文主张婚姻自由、反对蓄妾；又说“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行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等，与严复的看法不同。

　　其中尤其值得讨论的是婚姻自由，严复不但在1918年1月19日与熊纯如讨论此事时明白表示“鄙意欧美婚娶之俗，毫无可慕，即使与彼同俗，程度均平，亦非佳事。”（注：《严复集》，680。）在他所翻译的《法意》中“娶妻必承父命”一节，他也在案语中表示同意此一观点。（注：严复译，《法意》(1904-1909)，23:6-7。此段的翻译对胡适早年思想有所影响，在《竞业旬报》第25期(1908)上的〈婚姻篇〉便将《法意》上此段的文字译为白话文，强调“一定要父母主婚”。见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161-163。）在1908年与甥女何纫兰的一封信，详细地记载他与吕碧城对于婚姻自由问题的讨论，严复认为碧城的意见十分“透彻”。（注：严复译，《法意》(1904-1909)，23:6-7。此段的翻译对胡适早年思想有所影响，在《竞业旬报》第25期(1908)上的〈婚姻篇〉便将《法意》上此段的文字译为白话文，强调“一定要父母主婚”。见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839。）尤有进者，严复一生在处理儿女婚姻之时，完全是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注：王植伦，〈严复心湖初探〉，255-256。王中江，《严复》，70-71。）总之，从思想内涵来说，《论沪上兴办女学堂事》一文应非严复所作。

　　严复在婚姻自由方面虽固守旧法，但是大约自1906年开始，他对女子教育则积极提倡。在这方面则与纫兰、碧城都有关系。1906年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纫兰在上海就读一家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纫兰对该校教育措施不满，因此严复常常拜访该校校长查理逊女士(Miss Helen L.Richardson)，纫兰也屡次与严复讨论如何兴办一所更理想的“完全女学”。（注：《严复集》，830，（1906.11.29之前作于上海）。）严复表示“发此宏愿，为女界出一臂之力”。（注：《严复集》，832，（1906.12.6作于金陵）。）1906年11月23日在一封写给查理逊女士的信中，严复谈到他对女子教育的看法：

　　…we are accustomed to shut them up in walls and havenever treated them like intelligent beings. By propereducation and better principle we hope to see our womanlyvirtues be raised both in quality and in quantity,that is tosay,that it will make every girl feel for herself,that afterreaching majority she is responsible for her own conduct andforesees the grave consequences in her future happiness.（注：“严复致上海中西女塾校长的信”，《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ii。此段文字作者试译如下：“我们习惯将她们禁锢于家墙之内，而且从不认为她们是具有思考能力的存在体。借着适当的教育与更佳之原则，我们希望看到女子的德行在质与量的方面均有所提升，这就是说使每一个女子有自知之明，而且成年之后她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预知在未来她将有一个快乐的生活。”）这虽然不是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但足以显示因为处理甥女的教育问题而使严复注意到女子教育的议题。

　　严复与碧城认识之后，更进一步了解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介绍何、吕两人通信，也把吕碧城所撰写的《女子教育会章程》给纫兰读。（注：《严复集》之中收录了严复为该文所写的序，〈女子教育会章程序〉，252-253，可惜文章不全。）1907年他代替纫兰写了一封信给碧城，此文可以反映当时严复对女子教育的看法：

　　“吾国屡遭外侮，自天演物竞优胜劣败之说自西徂东，前识之人咸怀复亡之惧，于是教育之议兴于朝野。顾数年以来，男子之学尚未完备，而所谓女学，滋勿暇矣。第自妹观之，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己耳。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妹每怀此情，而恨同声者寡。近于舅氏处得睹大著《女子教育会章程》，不觉以手加额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注：《代甥女何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严复集》，589。）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严复早期认为“男子之学尚未完备，而所谓女学，滋勿暇矣”，然而大约自1906年开始，在何、吕两人的影响之下，他一方面亲自处理纫兰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碧城展现过人的才学，因而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八、结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严复是一位引介西方文化的先驱，他早年译介西学，呼吁求新求变，晚年强调将西方与传统文化的优越面结合为一。严复引进西方却又不忘情传统的思想特质与他的生活情境密切相关。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一直是非常传统的，其中“礼”的成分或许要超过“情”。他希望他的太太，少出门、多顾家；希望他的妾为他捏腿、捶背，凡事受他调度；也希望他的儿女依他的意思来择偶。严复返国之后，官场*、考试受挫，加上家庭生活不睦，使他染上鸦片烟瘾，后来又因为生理的病痛，持续吸食鸦片长达三十余年。这些经验使他认识到要改革中国时所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尤其是早婚、鸦片、八股文等，也使他深刻体认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严复提倡禁绝鸦片以强国强种，自己却身陷烟瘾无法自拔，为此一落差的最佳例证。在与何纫兰、碧碧城的接触过程中，他又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他的性格、生活经验，以及对“国情”的考量，他从不提倡一夫一妻，也一直反对婚姻自由，对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如恕、忠孝、节义，“女必贞，男必勇”等则坚守不移。（注：引文见《法意》，23:9，严复案语。）他与女学生吕碧城，虽彼此萌生爱慕之意，仍是谨守礼法，毫不踰矩。（注：严复对女学生的态度似乎与俞樾(1821-1906)类似而与袁枚(1716-1798)不同。有关俞、袁两人与女学生的关系请参考刘咏聪。〈敦礼尚情：俞樾推介女性著作之心态表现〉，熊秉真等编，《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189-209。）

　　从严复的情感世界，我们也了解到他所译介的西学和他所秉持的儒家道德理想与一种很深厚的宗教情操是交织在一起的。严复一生所遭遇到的这些“中国式”的苦痛，不但需要鸦片的抒解，也需要伦理、亲情与宗教的慰藉。他曾为王夫人手抄《金刚经》，也熟读老庄；在与莺娘冲突之际，他感叹“细思吾命里必然有此偏财七煞，则亦安命而已”、“前世今生造下种种罪孽”；在写给吕碧城的诗中也说“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棐几皆前因”。在严复的日记之中，我们看到大量有关卜卦的纪录；也看到他热心赞助修建尚书庙，甚至到庙中扶乩，“服罗真人符三道”等，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注：《严复集》，412、1506-1511、1538。）

　　在严复贯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因为新旧交杂，因而出现了许多看似矛盾而又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与理念。他以“古文”来“开民智”；他批评鸦片吸食，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这些事情一方面显示严复内心矛盾、彷徨，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走出一条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他既批评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反对激烈的革命理念。（注：严复在1902年撰的〈主客平议〉一文谈到新旧两派“是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虽然，其皆有所明，而亦各有所急”，最清楚地展现此一“中间路线”，《严复集》，115-121。）遗憾的是他在世时（特别是晚年）备受他人批评，百年之后他的理念才得到人们较普遍的赞许。

　　从严复的感情生活以及此一生活情境对他思考公共事物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复杂多变，或进取、或保守的震荡之中，有一个与儒家家庭伦理、释道宗教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与思想结构贯穿了他的一生。严复的异性情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与二妻一妾维持情感与生活的联系，而和吕碧城则有更多知识上的交流。梁启超的情感世界与他类似却又不同。任公娶了李夫人之后，在夏威夷爱上何蕙珍，坦承“心头小鹿，忽上忽落”，却又囿于曾发起“一夫一妻世界会”，不敢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打消此门婚事，但是后来还是纳一“小妾”王姨，终于“又跌回了传统中去”。（注：张朋园，〈梁启超的家庭生活〉，《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969-972。）胡适在14岁和江冬秀定亲，终生相守不敢离婚，却与曹诚英牵起“割不断的情线”，又与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1885-1971)延续了一段近五十年的恋情，而曹、韦两人皆终生未嫁。（注：耿云志，〈胡适的两首情诗〉，《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233-238。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在面对男女情感之时，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或多或少都为传统所限，不愿为所欲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严复在引介西方自由观念的时候，反复地思索个人自由与儒家的恕与絜矩之道的相互关系，也尝试以“群己权界”的概念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注：有关严复的自由思想请见拙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同时严复、梁启超与胡适在宣扬个人自由之时，同样地强调容忍、社会责任、“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等想法。（注：严复译，《天演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上34、下44；严复，〈译凡例〉，《群己权界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梁启超，《新民说》（台北：中华书局，1978），44-45。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146、190-191。）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与*理念之间隐然有一脉络可寻。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黄克武(1957-)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