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英勇就义后，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对谭嗣同的评说，*宣传多于学术探讨，多数人是利用谭嗣同去服务于其*的需要。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虽然较客观地叙述了谭的生平和思想主张，但将谭嗣同完全纳入了他改良主义的*框架当中。陈天华、邹容、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宣传谭嗣同，包括1910年在上海出版的《章谭合钞》，把谭嗣同和章太炎拉在一起，都是为了说明谭嗣同与革命党的一致性。五四时期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对谭嗣同和《仁学》的推崇，也是为了表达他们“冲决网罗”的决心。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的《谭浏阳全集》，为研究谭嗣同提供了基本史料，但资料遗漏较多，离严谨的学术研究有较大的距离。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谭嗣同，在30年代才陆续展开。如1930年胡远溶在《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期发表的《谭嗣同［仁学］之批评》、林一新在《文化建设》1936年第12期发表的《谭嗣同的思想及其与儒佛之关系》、郝公玉在《现代评论》1936年第5期发表的《谭嗣同及其［仁学］》等。1933年秋，陈伯达在北京西山养病，仅用了40多天，就写了一本《论谭嗣同》，由吉鸿昌赞助，在上海人文印书社出版，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再版时更名为《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这是陈伯达写的第一本书，虽具一定学术水平，但由于资料缺乏，他又惯于发挥，不少观点很难成立。1943年，欧阳予倩编的《谭嗣同书简》出版，为谭嗣同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史料。总之，在三四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仅有10多篇，涉及的问题多为谭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仁学》的主要内容、谭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思想启蒙等，显示出起步时期的拓荒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谭嗣同全集》，系统而全面地分类整理出了谭嗣同的研究史料。此书1981年又由中华书局增订再版，后曾不断补充新发现的史料，可以讲是研究谭嗣同的最基本的一部书。与此同时，《湖南历史资料》也发表了一些谭嗣同的书信和家世的新资料。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廷福的《谭嗣同年谱》。该书除记述谭嗣同一生的活动和著述外，又有与谭嗣同有关的“当代大事”和“当代人物”，年谱前编列有谭嗣同“家世和家庭”，对《仁学》也有较多评论。此后，关于谭嗣同的生平和思想的普及性的小书有两三种。截至“文革”前，发表的有关谭嗣同的学术论文约50多篇。如郑鹤声的《论谭嗣同变法思想及其历史意义》（《文史哲》1954年9期）、李泽厚的《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3期）、冯友兰的《论谭嗣同》（《文汇报》1961年9月13、14日）、张德钧的《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3期）等。从这些论著中可以发现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对谭嗣同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已经触及到谭的思想渊源、发展阶段，张德钧具体将谭嗣同的思想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对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如自然观、主客体、方法论、认识论等，都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评论。同时分析了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源流，尤其是和西学、儒学、佛学的特殊关系。谭嗣同哲学思想所涉及的“仁”和“通”的关系、“以太”和“仁”的关系、“以太”和“心力”的关系等，不少论文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谭嗣同生平和著述的时间的考订，以及《仁学》的版本问题，都有专文论述。谭嗣同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讲是空前的。二是受当时特定的*气候所制约，研究者总是努力从党性原则出发，热衷于论述谭嗣同的哲学派别和阶级属性。几乎所有论述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文章，都千方百计去分析其唯物和唯心，何为主导。甚至对谭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也要去考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有的则认定，进步的就是唯物的；反之，肯定是唯心的。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关于谭嗣同属唯心还是属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争论。至于谭的*派别问题，则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改良派左翼、革命派代言人等多种提法。那时的研究者喜欢用划线和分派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而且事先往往已有一种早已设置好的主观模式。这种简单化的“左”的思维，到“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谭嗣同的学术研究自然也中断了。

    1978年后的20年，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谭嗣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中华书局再版的《谭嗣同全集》，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的史料，湖南还出版了《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又出版了李一飞编注的《谭嗣同诗全编》，收录诗220首。资料已经不是困扰谭嗣同研究的主要问题。多数学者突破了划分“派系”的僵化的“左”的思维模式，用现代的新理念去重新诠释谭嗣同，谭的思想精华进一步发扬光大。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有200多篇，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也相当广泛。除了继续对《仁学》及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外，不少学者还论述了谭的民权思想、教育思想、*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人口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学会思想、逻辑思想、历史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人生观、人本主义思想以及性科学思想。还将谭嗣同和康有为、梁启超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谭嗣同在湖南、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兰州、武汉等地的活动，皆有专文论及。谭嗣同为什么在北京等死、为什么信佛、为什么写《仁学》、为什么去找袁世凯等专门问题，也有人著文作了评论。还有人研究了谭嗣同和洋务运动的关系、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和清前期浙东学派的关系。关于谭嗣同的一些史实的考订，也有一定的进展。如陈光崇的《［谭嗣同年谱］补证》（《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2期）、邓潭洲的《关于谭嗣同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求索》1988年4期）。1998年，在谭嗣同的家乡浏阳召开了大规模的谭嗣同学术讨论会，将谭嗣同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浏阳谭嗣同故居纪念馆，也颇具规模，水平很高。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者还呼吁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建立谭嗣同纪念碑。在谭嗣同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升温的过程中，涌现了三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

    1.《谭嗣同思想研究》，徐义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谭嗣同的*主张、哲学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原因。末附《谭嗣同著作年月考》和《谭嗣同行踪录》。

    2.《谭嗣同传论》，邓潭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除使用文献资料外，还有一些调查资料。在体例上，先写传，再论述谭的思想，并专列一章，论述谭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

    3.《谭嗣同评传》，李喜所著，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将“传”和“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传”中有评，“评”中有传，注重了谭嗣同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和连贯性，还对学术界有争论的十几个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总起来看，近20年的谭嗣同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谭嗣同的研究如何深入，成了学术界的一大难题。

                                                                                      二

    在谭嗣同的研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择其要者，有：

    一、关于哲学体系，大体有三种观点：

    1.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有人提出，谭嗣同所讲的“以太”的内涵并不是原质或质点，也就是并非物质。他所讲的“以太”是原质之原，是一种高于客观世界的、对于客观世界具有“司其动荡”、“主其牵引”性质的脱离了物质的抽象。这种“以太”很像佛家的“色蕴”、“四大种”说。谭嗣同是借“以太”之名“以质心力”，显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孙长江：《试论谭嗣同》，《教学与研究》1955年10期；张玉田：《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光明日报》1956年5月16日）。

    2.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有人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以太”是一个物质的概念。因为谭嗣同讲过：“任举万物中之一物，如一叶，如一尘，如一毛端，如水滴，其为物渺乎其小矣，而要皆合无量之微质点黏砌而成”，“任剖其某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之凝结，曰惟以太。”“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矣。”可见，“以太”就是构成万物的原质或质点，这当然是承认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者（李泽厚：《论谭嗣同哲学思想和社会*观点》，《新建设》1955年7期；杨正典：《谭嗣同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1月3、17日）。

    3.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一生中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倒退。32岁以前的谭嗣同主要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他写的《笔识》、《思篇》继承了王夫之的“气一元论”思想，跟后来著《仁学》时所表现的世界观，犹如水火之对反。而且他反对宗教迷信，有许多辩证观点。32岁之后，虽然*上日渐激进，但哲学上则逐步走向唯心主义。他写的《仁学》，从结构到内容，唯心主义体系是显而易见的（张德钧：《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3期）。

    二、关于佛学思想，有两种观点：

    1.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从事变法运动的战斗的思想武器。谭嗣同之所以皈依佛门是出于寻找思想武器的重要，并且将佛学运用到变法当中。在*上，谭嗣同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将佛学的教义归纳为平等，然后再用来说明改革专制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在伦理道德上，谭嗣同以佛学来批判纲常名教。在经济上，谭嗣同以佛学来批判专制政府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种种限制。谭嗣同之所以重视佛学，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佛学这门唯心主义哲学，在他看来是提倡勇敢精神的。他为戊戌变法而流血的献身精神，受佛学影响很大。但佛学毕竟是一种宗教，必然会给谭嗣同以消极影响（徐义君：《谭嗣同思想研究》第122-126页；胡啸：《谭嗣同佛教思想略议》，《复旦学报》1982年1期）。

    2.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是他悲观失望的产物。1896年，谭嗣同带着极大的*失望和痛苦而开始了他的北游，他的皈依佛门，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激荡下产生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逃避现实的*斗争，乃是幻想以宗教的超现实的力量以求得现实的解放。他把佛学和西学揉在一起，试图“相辅而行”。他在《仁学》中把佛学看作连天地都无法比拟的神圣力量。从此，他放弃了以前的唯物主义思想，完全接受了宗教唯心主义。这种“种瓜”而不能“得瓜”的局面，是谭嗣同悲观失望情绪的必然报应（张德钧：《谭嗣同思想述评》，《历史研究》1962年3期；孙长江：《论谭嗣同》，《历史研究》1965年3期）。

    三、关于阶级属性，有四种观点：

    1.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理由是，谭嗣同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是由地主阶级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坚持改良，思想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行动上也没有突破改良主义的范畴（徐义君：《谭嗣同思想研究》第15页）。

    2.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这是因为，谭嗣同虽然和康、梁一样进行变法维新，但他赞同革命，《仁学》中对清廷的批判，闪耀着反清革命的火花，在他思想深处充满着革命的强烈要求。（邓潭洲：《谭嗣同传论》第91页）。

    3.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左翼。主要依据是，从主流上看，谭嗣同坚持维新改良，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脉相承。但谭嗣同又有一定的反清革命思想，在行动上和思想上较康、梁激进。他属于当时维新变法的左翼激进分子（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186页）。

    4.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在19世纪末，一些地位低下、思想激进又年轻的知识分子群已经产生，他们既有改革现状的要求，又逐步向革命方面转化，改良和革命两种思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在戊戌时期主要表现为改良，失败后又渐渐过渡到革命。谭嗣同的思想恰好反映了这批人的要求，成为从戊戌变法到20世纪初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改良向革命转化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李喜所：《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1期）。

    四、关于《仁学》及谭嗣同哲学的总体定位，看法如下：

    1.《仁学》是一部有创见但欠精密的仓促之作。《仁学》集中了谭嗣同能够接触到的中外思想资料，结合中国的客观现实，全面表达了他的宇宙观、历史观以及改革现状的*、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见解，有很多独到之处。但思想资料来源的复杂性，决定了《仁学》的丰富博杂；写作时间的短促性，决定了《仁学》的简明欠深；谭嗣同思想的激进性，决定了《仁学》的锋芒逼人。近代思想家的许多作品，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仁学》则是一个典型（李喜所：《谭嗣同评传》第138页）。

    2.《仁学》是开启新思想的杰作。《仁学》的内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冲决封建伦常的三纲五常，用科学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他的一些论述，比早期《新青年》还要激进。《仁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第89-90页）。

    3.关于谭嗣同在《仁学》中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将西方自然科学中假设的“以太”引入中国哲学史，是一大开拓，有启发性。但是，他的哲学思想是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新阶段，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谭氏哲学并没有开创中国哲学史上的新局面，他的思想不过是东西方多种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另一种认为，谭氏适应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综合了旧有的哲学思想和新的文化要素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即机械唯物主义阶段。（刘伟：《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2期）。

                                                                          三

    今后的谭嗣同研究是高起点的研究，难度很大。原因是，开掘新的资料非常困难。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讲，资料是基础，无新史料，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谭嗣同活的时间短，活动有限，著述有限，社会地位有限，可让研究者驰骋的范围较小，不会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那样成为众多研究者追求的目标。而且，如前所述，百年来的研究成果斐然，再有所突破，并不容易。但是，谭嗣同的研究不会停止。诚如本文开头所言，谭嗣同是一位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人物，他的行动、思想，将永远为后人所关注。随着中国改革的加深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可能会越来越注意谭嗣同的价值。谭嗣同研究再掀高潮，不是没有可能的。为了使今后的研究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开拓，使之更加深入。我自己非常浮浅的看法是，开拓新领域，寻求新视角。

    从以往的研究看，谭嗣同本身的研究较多，和谭相关的则较少涉及，也就是说不大关注其社会关系的考察。如谭嗣同的家庭问题，其父贵为巡抚，是清末数得上的大官僚，为什么会出现谭嗣同这样的叛逆者，很值得研究。谭嗣同个人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特色，与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无关系。家庭对个人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远远超过了社会。不研究透名人的家庭，就不可能触及到名人的本质。从谭氏家庭去解析谭嗣同，无疑是相当必要和具有开拓意义的。还有谭嗣同的交友情况，他一生中结交的朋友究竟有多少，这些朋友的状况如何，对谭的影响在那里。从研究谭嗣同的朋友去探讨其文化品格，定会有新收获。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人接触，但远远不够。谭嗣同的读书生活，应有专门研究。因为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他一生读了哪些书，才可以讲明白他的思想源流。一般讲谭嗣同的思想渊源是儒学、佛学和西学。但具体讲是什么样的儒学、哪一派佛学、西学的哪些部分，则讲不清了。如果弄明白了谭的读书情况，再把他读过的书找来看看，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还有谭嗣同的性格和人格问题，都急需认真研究。一般来讲，在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人的性格和命运紧紧相连。谭嗣同性格鲜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性格有深刻的关系。如果能从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讲清楚谭的性格，则是一大贡献。至于研究谭嗣同的高尚人格，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迫切的现实需求。总之，开拓谭嗣同研究的新领域，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寻求新的研究视角较开拓新的领域要难得多。因为，新的研究视角的确定，不仅有赖于研究者的素质，而且受整体的价值取向的更新所制约。学术研究中价值判断的变迁，有时比*上的思想解放还要难。不过，近20年社会的大变革，已经影响到了价值观的变化，学术研究中的新视角不断涌现。诸如在谭嗣同和戊戌变法的研究中，改良或曰改革、维新，已不将其完全视为革命的对立物了。改革和革命一样，是生产方式改变即社会进步的一种选择。事实上，在谭嗣同的心目中，并不存在改良和革命的对立。他推进改革，呼吁维新，又歌颂革命，鼓吹反清，都是为了救中国，求进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其实很合理。以往的研究者从改良和革命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去研究，千方百计去解释谭嗣同身上的这种改良和革命“并存”的“矛盾”，结果越解释越糊涂。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谭嗣同的研究中还有一些。一旦研究视角不科学，许多历史现象就难以解释了。再如，以往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用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为主线去解释戊戌变法，这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由此引申出一种观点，似乎政变不发生，袁世凯听从了谭嗣同的劝告，倒向了维新派，将顽固派镇压下去了，变法就成功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顽固派打倒。实际上，这是研究者一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幻想。可以肯定地讲，谭嗣同等维新派即使胜利了，改革也无法成功。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改革的社会条件，何况改革也绝对不像谭嗣同等维新派想的那么简单，更不会如康有为说的那样“三个月大见成效”。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这样的正确理念去反观谭的一些言论，就会发现他虽然很激进，但许多地方不切合实际，不少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承认其积极进取的一面，指出其空想的一面，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否则，见“激进”就肯定，遇“革命”就歌颂，把不可行的说成可行的，不仅找不到历史的真实，而且会对现实以误导。还有，对谭嗣同及其《仁学》的研究必须放在近百年或者更长的历史变迁中去考察。仅以戊戌变法为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历史研究的大视角往往会有大收获。其实，《仁学》虽然写成于1897年，但并没有发表，迟至1899年才在《清议报》刊出，当然对戊戌变法难有直接的影响。《仁学》的许多思想，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才真正发生影响，得以广泛传播。思想家的超前性，要求研究者不可就事论事，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科学地加以理解。如谭嗣同在《仁学》讲到的夏造冰，提出的性观念等，当时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但今天看来没什么惊奇，颇富启发性。谭嗣同富于创新，创新就会超前，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和行为就需要历史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很多历史公案，视角选对了，谜底就揭开了。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