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河，上、中游的支流很多，有建溪、富屯溪、金溪和沙溪等，各溪流至南平相遇，经樟湖又有尤溪汇入。先从建溪小流域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说起。

        1.建溪流域：

    建溪及其支流流经浦城、崇安、建阳、建瓯、南平、松溪与政和各县，是福建最先得到开发的地区；至宋，仍是人口最多、经济最称发达之地。那时，山区梯田广泛被开辟，矿冶业和制茶业闻名于世，植被已经受到较大的破坏。进入明清，随着人口急增对耕地的需求，更因社会对其茶叶和木材的需要量大，人们到处开山种茶和滥伐森林贩卖，原生植被进一步受到摧残，就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其时，崇安、建阳、建安、瓯宁、南平、政和和松溪各县种茶规模甚大，是福建最大的茶区[1]，“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大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2]。建阳更是“山多田少，荒山无粮，……近来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每逢茶季，“突添江右数十万人”[3]。崇安九曲茶厂也是“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4]。这些茶叶初销国内，至清，大批远贩欧洲各地，就连俄罗斯运茶船队也都深入政和沈屯湾停泊采买[5]，许多茶商都因此致富。如崇安下梅的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迁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屋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朱云龙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中，裔孙芷江以茶起家，号百万，……邑人言家世者，首称四大家，则朱、潘、万、丘是也”[6]。

    闽北各地开山种茶，对植被的破坏极大。周亮工《闽小纪》卷1 《闽茶》谈到武夷山种茶曾经说过：“武夷产茶甚多，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殆尽。及其后崇安令例致诸贵人，所取不赀，黄冠苦于追呼，尽斫所种武夷真茶，九曲遂濯濯矣！”赵模《建阳县志》卷2更称，乾隆五十六年发大水，建阳城厢内外官房民舍大坏，“其濒溪村落尤甚，山多陷，四乡民田荡为溪者，不下数千亩”，“自是逢*雨或骤雨，溪辄涨作红色，田多推荡，其不大坏者，亦半成硗确。大率逾三五载辄复加甚，越今四十余年，益荡坏极矣，总由茶山日辟，田日受坏”所引起。

    建溪其地不但产茶，杉木也早有名气。鸦片战争后，木材生意隆兴，砍运木材贩卖获利最厚，特别是光绪后，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由是“山主弃茶植木者十居八九”[7]，人们又纷纷转而经营木材生意。诚如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志》所载：“杉木遍地可以种植，……故出产较多，除本地供用外，岁出京筒二百余厂，……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但因砍伐销售量远超人工栽培的供应量，致使“森林在迅速的毁坏”，“树是愈来愈少，并将很快地更少”[8]， 又因在其“弃茶植木”间要使荒山重新绿化，尚需一个过程，这样，就使这一地区植被更遭破坏，水土流失也就更加严重起来。犹如志书所言，自乾隆后，整个建宁府地“近因所在垦山，弥望皆童，泉流多为湮塞，旱则勺水不可得，雨则泥沙而壅下，农颇苦之”[9]。

    另是山地滥垦并将旱作引种上山，这对建溪流域的植被也具极大的破坏性。民国《南平县志》卷11载，时由汀、泉和漳、永来此“依山傍谷诛茅缚屋而居”，“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苎、菁、薯之种，携眷而来，披荆棘驱孤狸种之”的棚民，已将硗确崎岖之地“垦辟殆尽”。嘉庆《浦城县志》卷6 谈到该县的垦植也说：“山头地角皆垦为陇亩，百工杂作，呈能献技，……地无余利，民无余力，焚山而樵，掘根株，种苞谷，泉竭苗枯，土松溪积，旱潦可虞”。而时之闽北各地“山田薄无粪，农家烧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为粪，以故入春则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烧为奇，陆行遇烧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的耕作方式[10]，致许多原生植被化为灰烬，水土难于保持，更使水土流失严重。

        2.富屯溪与金溪流域：

    富屯溪流经光泽、邵武、顺昌各县，金溪流经建宁、泰宁和将乐县，二溪至顺昌相汇，经南平汇入闽江。这些地方所产林竹，也都大批被砍贩卖。万历《邵武府志》卷9 《物产》载：“杉，……近三四十年来郡人种杉弥满冈阜，公私屋宇悉用之，必取诸本土而足，且可转贩以供下四府宫室之用，盖(原字为马的繁体右加侵的右部)乎与延、建之杉等矣。郡人所谓货，此其最重在也”。乾隆《建宁县志》卷6《物产志》：“杉木，建宁所植，……大者用锯解，各方板货之四方，以为棺木，长尾则不用解裁，货之四方，以为宫室。土人自运，或外商行贩，道途搬木，相离不绝”。将乐则砍竹为箸，“捆束船载，货于省会”[11]；或砍竹为纸，“细嫩，色白如雪，且不用末粉，年久不蛀”，多由闽江运到福州各地。顺昌的竹纸更是“行天下”，“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海而去者，尤不可计”[12]。邵武竹纸也是“四方商贾多结贩往湖广、南直隶诸处变卖”[13]。此外，府属四县尚都产茶[14]。

    按二溪流域先是到处开山栽杉植竹种茶，毁坏原生植被，继后大批砍伐贩卖，使其植被复遭破坏，在这植被反覆更替之下，引起许多地方发生水土流失，是在所难免的。

    而在此时蕃薯传入，瘠土砂砾之地皆可种植，“今（邵武）郡中广种之”[15]，“至垦丘陵，辟崔嵬以艺稼穑，层层如百级危阶”[16]。 泰宁县更因“地僻而民贫，山多而土瘠，……播种所及，殆无隙地”[17]。这样，就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了。

        3.沙溪流域：

    沙溪及其支流流经宁化、清流、永安、明溪（归化）、三明和沙县各县市，至南平汇入闽江。

    宁化产茶，李世熊《宁化县志》卷2《土产志》：“宁茶最蕃， 岁计数十万斤”。另据光绪《闽县乡土志》商务杂述五《输入货》记载，宁化等处每年都有木料、寿板沿溪贩运。1980年《宁化县地名录》说，禾口位于宁化西部，境内多光山秃岭，系因森林残遭破坏，由是引起水土流失严重，“春雨汛期，溪水黄泛，泥沙混浊”，淮水地方水土流失也很严重。这些地方位居宁化西部，是宋代客家进入闽西重要的入口处，开发较早，植被自当较早受到破坏。

    清流“种之山者名山茶，种之园者名园茶，山茶味厚，而园茶次之，视作手以为精粗。顺治初年，有江南人至清，遍山种茶，依松萝制之，香味并与闵茶无异”[18]。蕃著也有种植，“近日山乡皆解，种之”。在人们广泛开山种茶种薯下，植被受到破坏，也当有轻度水土流失的出现。

    永安产茶、产靛，“多由永安溪运来”[19]。陈天枢《宁洋县志》卷2 复载：“按宁邑所产之木，无甚奇材，独杉为营造常需。康熙年间，近地采买已尽，商人复从永安辖界贩运”。据此，是永安局部地区的植被也已遭到破坏。

    另是归化（今明溪），“归化邑万山之中，为四塞之区，……不通舟楫。……其中山多土狭，民皆佃于溪之趾，山之巅，合田园数十区，仅足亩计。ｔàｎ(原字为叹的繁体)则山田焦，潦则溪田溺”[20]，盖境内沿溪地方，也当出现水土流失。

    沙县水土流失较重。梁伯荫《沙县志》卷4 《赋税》说：“按沙田在山者十居其七，在原衍者得二焉，其一又在è(原字为阝右加厄) (原字为阝右加区)硗确之间，不可以片段计，有一亩而占十余所者，一遇霖雨暴涨，建翎之势，沙石皆颓，其临ｋēｎｇ(原字为阝右加亢)谷者尤易冲射，水塌沙压无岁无之，宜浮粮多矣”。

        4.尤溪流域：

    马传经《尤溪县志》卷9 艺文上引明田琐《新建鹿原朱侯去思碑记》：“（尤溪）田硗确，火耕山伐，岁劳瘁，收获甚凉薄”。卷8 又载：“尤邑山多田少，地瘦人贫，ｄì＠⑦年米谷之产，仅济半年之需，所赖种作山物杂粮，以添口食，故自前清道、咸以来，未有采购外来之入，一年颇足相抵。迨同治四年一大饥荒，天时人事迥不古若，始有采购外米接济。以后生齿日繁，游民日多，更兼连年水旱交侵，地利变迁，米谷愈少，虽有米商之采购，入不敌出，往往无处告籴，犹不至大饥，未有如民国以来ｄì(原字为递的繁体)年粮食缺乏之甚者也。究其原因，皆由惰民不务生业，山物缺种所致。当此庚癸，频呼哀鸣载道，稍有关心民瘼者，莫不欲筹画当务之为急矣。统观三十一都，到处皆山，其抛荒未者，随在皆是，人但知栽纸竹，种杉木为生计，而不知种地瓜栽杂粮为便食，杉竹必待十余年而出息，山物不过一半载而收成，务非所急，轻重倒施，所以生计日蹙，谋食愈艰，而酿为乱阶者，职是之故。语云：土地能养人，而尤恶物弃于地。近来之山，满目荒芜，濯濯而废弃，弃者多矣”。

    由上可知，尤溪“火耕山伐”，山地开垦甚粗放。另是“田硗确”，“收获甚凉薄”，人们为求生计，多用山地栽杉种竹，大约十余年砍伐一次。盖自清末民初，杉竹难售，或因资本不足，人们不再经营其业，遂致山地“满目荒芜，濯濯而废弃，弃者多矣”。所以尤溪水土流失也当较重。

        5、闽江下游及其长乐、福清二县：

    闽江流至古田之水口镇，古田溪来汇；该溪源于屏南县。沈钟《屏南县志》卷7《物产》：“（屏南）各山皆有（茶），或似武夷， 或似松罗，惟产于岩头云雾中者佳”。曾光禧《古田县乡土志·物产》：“本境地瘠，产物无多”，“茶，东乡种者最多，北次之，有红茶、绿茶、乌龙、水仙数种，采制既成，在省销行，……近年茶市锐减大半，折阅茶行不及曩时四分之一，茶山亦多荒废”，“杉木，本境近年种植稍稀，商客多往建安、屏南附近采购，由小溪委折而达县溪，至水口联合为木排放闽江运省销行，历年衰旺不一，岁或以万计，或仅以千百计”。是此二县也当有局部地方水土流失。

    闽江流经闽侯，又有大樟溪汇之；该溪源于德化，中经永泰（即永福）。民国《德化县志》卷4：“万山中森林弥望皆是，中以杉、 松为最多，二者除供本邑需求外，运销泉州、省垣，每年所得不亚于磁、纸、铁”。森林砍伐较多，又是瓷都之地，水土流失也当难免。

    永泰人口较多。《闽书》卷38《风俗志》：“其民火(原字为艹下加翳)水耕，崖锄垅莳；《福建通志》卷55：“引水不及之处，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植被受到较大破坏，水土流失自当较为严重。

    闽侯、长乐与福清三县，人口密集，缺粮尤其严重。周亮工《闽小纪》卷3《蕃薯》谈到蕃薯的传播和扩种说：“万历中， 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其初入闽时，值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故随人口急增，为缓粮荒，山地丘陵更被广泛开辟。而至明清，气候严寒，这里盛产的荔枝都受冻害，众多果园也当改作农地之用。另是光绪《福建沿海图说》云，过去长乐的漳港、平潭的芦洋埔曾是山青水秀，有林草，田舍相望，到了此时已是“一片平沙，目断无人烟”。是至清代由于植被深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因此，也就使得福州闽江河段沙洲迅速形成和扩大，并使长乐县广阔的太平港等迅速淤塞起来[21]。

            二、连江、罗源与闽东北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四明丰熙记》谈到福州通往中原道路的变迁，曾载：“闽为华东南陲，人文货贿，上通中原，率道浙西，由崇安历沿、信、取衢。最近稍缩，由浦城取金、处其故孔道。然皆怵剑溪激流，惟陟北岭陆行，取温、台，为履实且捷。顾连江、罗源、宁德抵福宁，岭林木深阻，自昔罕ｐì(原字为辟的繁体)干，霄蔽曰，行者及ｙǎｎ(原字为合下加卉的下部)中，如入坠ｈē(原字为蠢的春部换成若)疠噬吞，魂销魄ｌì (原字为忄右加栗)。罗源、连江之界曰朱公桥，尤险畏，非结旅百辈，晴日当午，则道无一迹。福宁南舍许曰盐田，支海载途，潮退舟胶，公私虽甚急，必坐以待。潘渡故有桥，久圯于涨，舟子索直获逞。始陟北岭，多歧涂族，剽掠 (原字为氵右加倏)忽，行旅相戒，宁就远道，一州诸县，几为荒服。嘉靖二年，临海蔡公来参政，聿恫兹瘼，朱轮ｆǎｎｇ (原字为日右加方)驻躬，历崎岖，募民屏伐，口授方略，居人竞劝断讼，……盐田则循山麓，垦蹊凡三十里，李园麂湾增置邮，乃行者无候潮之滞。又修潘渡、任溪二桥，成可久，北岭、飞鸾、云岭敷化，诸险镇设关斥堠讥察，惟饰惟谨，凡道上每五里作一亭，暑雨疲困之所假休，盖昔称魑魅罔两之窟，尽为康庄，齿经涂矣，商旅取捷，晨夜弗惊，岩 (原字为木右加妻)成聚，荒鄙湔ｄí(原字为涤的繁体)，欢声交动”[22]。虞凤琴《罗源县志》卷3引明《邑人林琚记》：“席帽山， 在罗川之东五里许，……与凤山、莲花山相鼎峙，林木蓊郁，人迹罕到”。据此，是至明代由今福州北岭至今连江、罗源、乃至闽东北霞浦各地，到处都有林木的密布，这些林木是至嘉靖及其之后才被逐渐砍伐。

    而至于清，邱景雍民国《连江县志》卷34《杂录》和《罗源县志》卷28则载：“鳌江上受五邑之水，每*雨泛溢，尾闾难泄，沟灌穴，城市在巨浸中，既霁犹然。……距今百余年，港道淤浅，数倍于前”，罗源的蕃薯“明季邑始有之，以为点茶之品，今则切丝为粮，功不下五谷，又为酒为饴为干为粉，迩来栽种千百倍于前，缺收则以为荒”。1981年《宁德县地名录》也载：“霍童溪自古是屏、周两县木材、毛竹、土产等运输要道”，霍童山“是少草木的童山”。盖至清代出于市场之需，这些地方大批森林被砍，丘陵山地广种蕃薯，水土流失已经严重。

    福安开山种茶，“山园俱有”，尤以桂香山之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23]。由于到处开山种茶，植被深受破坏，水旱灾害频繁，也在城关周围、三十都、茜洋、垣洋各地相继发生“山崩压屋伤人”、“山石夜行”、“山崩地陷”等事件[24]。

    霞浦也受粮荒之所苦，到处开山种薯，“清初食薯少，今民间食米十之二，食薯十之八，……几于无人不种(原字为艹下加诸)”[25]。又因“人争垦溪”，而致“耕地冲陷三分之一”，“山崩地陷，田园悉成沙砾”[26]。

            三、莆田、仙游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明清时候，莆田平原的海堤失修，常遭海溢破坏，“白浪直趋壶公山下，草木尽死”[27]。 清初迁界，“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刻期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以壶山、天马侧入雁沁为界。……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ｑūｎ(原字为菌的下半部)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近界居民尚有附界之利，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28]，更使植被残遭破坏。此时，适逢蕃薯“渐及莆”[29]，被迁入山区内地的难民，自会到处开山种薯，水土流失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四、晋江流域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早在宋代，时人已经说过：“泉州人稠山谷瘠，虽已就耕无地辟”[30]。到了明清，人口急增，耕地更加欠缺。那时适逢蕃薯传入，“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31]， 人们便纷纷上山开垦种植，“今大盛，功倍五谷”[32]，“泉人资以充饥”[33]。又为扩大经济收入，“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34]，加上花生的传入，“利至大，性宜沙地”[35]，人们广种之。于是，遂使晋江“山氓佃作，……多凌层阜，而理钱ｂó(原字为钅右加傅的右部)耕获，所获大率以人力胜”[36]，从而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溪渠陂塘多被淤塞，“郡中水利，其大者如东湖、尚书塘、烟浦埭等处，今皆填巨浸为平田，其佗所存，亦多淤浅，不能潴蓄”[37]。

    安溪也因“田畴阡陇多在崇冈复岭间，……刀耕火耨”，“依山之户，垒石而耕”，“山几童矣”，“田畴陇亩多在崇山复岭间，……而坡陀延斜，以种蔗黍，(原字为山下加列)(原字为山下加施)垦艺，大雨旁流，无草木根柢为之底障，土坠于溪，而壑几实矣”[38]。

    惠安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同样严重。嘉庆《惠安县志》卷5 《田土水利》：“吾邑山川陡泄，陂流迅驶，经旬弗雨，则田龟裂矣。然*潦衍期，又有崩压之患。故其为水利也，与三吴两浙有殊，善兴利者，使陂(原字为氵右加睿)其流，塘汇其泽，则庶几焉。然今日之害，则在水源之泄。其故何也？人采于山者旦旦，于是则山童，一霖雨，则山塌，而委沙于溪，沙填，则溪高于田，此旱潦所以两受其病也”。甚至就连县西北多丛山的山地，“有竹木果实薪炭之饶”，也已招徕大批沿海的民众和漳州的侨民“伐山为业”[39]，而使植被同遭破坏。

    另据光绪《福建沿海图说》云，惠安的崇武和后型、晋江的石湖各地，土壤严重沙化，也都始于此时。

            五、九龙江流域及诏安、云霄、漳浦各地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九龙江流经龙岩、漳平、华安、长泰，至今龙海市出海，又有支流从今宁洋与平和来汇南靖。以上各地连同诏安、云霄、漳浦各县，明清都属漳州府。

    漳州府地唐初尚与汉人“不相通”，为“蛮僚”地，“林木阴翳”，直到陈元光率兵入闽，“乃开山取道，剪除荆棘，遣土人诱而化之”，才“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而置漳浦郡[40]。然至宋景ｙóｕ(原字为礻右加右)间，“境内多瘴雾蛇豕之毒”，虽经“吕(原字为王右加寿)教民焚燎以耕”[41]，仍是“闽山到漳穷，地与南粤错，山川郁雾氛，瘴疠春冬作，荒茅篁竹间，蔽亏有城郭，居人特鲜少，市井宜(原字为艹下加肖)索”[42]，“素多象”[43]。

    漳州地区人口急增，经济发展，始于宋末。到了明清，人口增长迅速，商品经济也得较大的发展。至是丘陵山地广为开辟，“水田仅止二三，山地居其七八，漳泉贫乏之户多以番薯为粮，故山地之种番薯居其六七”[44]。蕃薯的引种漳州最早，“近时盛种”[45]，“民赖以不饥”[46]。其时，“俗种蔗，蔗可糖，各省资之，利较田倍”[47]，“山居之民种苎麻、竹蔗，高下瘠地皆宜，取直颇多，俗尤尚之”[48]，各地也都广泛栽植。而在垦山之际，山区的人们“种于山”多半“刀耕火种”[49]，甚或“山有肥瘠， 率二三年一易其处”[50]，更使丘陵山地植被残遭大规模的破坏和水土流失。

    值此，山地松杉林竹与纸也被大批沿江下运贩卖，成为大宗的货物。乾隆《南靖县志》卷2载：“靖邑西属梅垅、施洋等处总与龙岩、 永定、平和交界，山地辽阔，多产杉松杂木，商民拮措工本，买做火柴，从水运至山城转售，航运到县及漳郡南河发卖，以资民用，由来已久”。《宁洋县志》卷2更有话说：“按宁邑所产之木，无甚奇材， 独杉为营造常需，康熙年间，近地采买已尽，商人复从永安辖界贩运”。盖因植被已遭严重破坏，所以到了光绪年间便使流域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洪灾。《石码镇志》祥异第十载：“石码自前明宏治开埠以来，遭水灾者屡矣，然未有如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等日受灾之剧且广者。先是自二十起，暴雨倾盆，狂风拔木，悠忽间，地决山崩，洪涛怒涌。查其灾源，其一则自永定、平和、南靖，始经靖辖之鳌港、梅林、奎洋、长教、施洋，至船场、南坑山城以达南靖；其一则自龙山、涌口、(原字为石右加空)口迳奔南靖，两路汇腾，淹靖邑，穿漳城，直至石码各乡及角尾等处入海，灾区之广，绵亘二百五十余里，建瓴而下，平地水深二三丈。廿一日午后，水入码镇，入夜八时，水高没屋，一时房舍倾塌声，男女哀号呼救声，……廿二日六时，水稍退。廿三日尽退，而洼下处依然没股也。据公署调查，计此次受灾之地，南靖大小百三十余乡，决堤四千五百数十丈，倒屋万一千余间，溺死大小男女五百余人，淹没田园六万千亩，城崩百六十余丈。龙溪总计八十五保，大小四百六十乡，决堤百三十三处，长千三百余丈，倒屋万七千七百二十一间，溺死男女百五十三人，淹没田园八千六百六十余亩，城崩九十余丈。至于两邑沿河村落，十减六七，或一村无一家，家无一人者，甚有极目力之所至，概为平地者，……斯诚数百年来未有之奇灾也”。至是，遂使其九龙江下游沙洲迅速形成和扩大，河床迅速淤浅[51]。

    另是漳浦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引《漳浦志》：“颠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加上清初迁界，界外森林被砍，使得漳浦的赤湖、霞美与东山的赤山、西港各地“一片平沙，目断无人烟”[52]，水土流失也已严重。

            六、汀江流域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汀江流域的开发同样较迟。《太平寰宇记》卷102 引《牛肃纪闻》：“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是至唐五代到处仍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分布。至宋，《海录碎事》云，武平之象洞“未开拓时，群象止其中”[53]，植被仍当保持完好。而植被广受破坏，当是始于宋末元初，盖值此时北方人大批南渡，人口已经急增。进入明清，《闽部疏》称，“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臼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臼可烛也”，“余始入建安，见山麓间多种（油）茶，……已历汀、延、邵，逾益弥被山谷，……然独汀之连城为第一”。其时，人工栽杉已经开始，“初栽插时跨山弥谷，栉比相属，初辄数十里”[54]，规模甚大。至是，除高山地带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原始森林被砍，已为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所替代。

    明清时候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至鸦片战争后，木材生意兴旺，汀江流域之木材已成大宗输出的商品。“先是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唐巫、罗俊，以此致富。近皆本邑自运。长汀则潮州商来计山论值，运至滨泛筏而下，县中沿流乡村多以此致富”[55]。长汀“向称林木为出产大宗，杉木一项，昔时运售潮、汕、佛、广者，多以十数万计”[56]。上杭“杉木极盛”，每年运销潮、汕、佛、漳及厦等，也以十数万计[57]。

    此时，随着人口急增，粮食欠缺，人们开山种植蕃薯也十分普遍。《临汀汇考》卷4说，汀州府属“瘠土沙土皆可种， 一亩之地收可十余石，山居之民以此代饭，可省半岁之粮”，山区农家“视所收之丰欠为日食侈约之度，以佐五谷而岁储之”。在人们滥垦乱伐下，更使长汀的河田、羊耳山区与连城县西的果茶农场各地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长汀的新桥、馆前、童坊，连城的城郊、四堡、北团和庙前，也都成了荒山和荒地[58]。

总之，福建现存的天然林已经少见，只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高山深谷地带才有之，绝大多数地区多为次生林或农田植被所替代，甚至已成童山秃岭，而现存的次生林木据统计又有92.2％是属幼中林，大多是在解放后才得培植，天然林多数已在明清毁灭。此时，人们上山滥垦乱伐，大种蕃薯、茶、蔗及砍松杉林竹贩卖，引起水土严重流失，生态环境已经变坏。人们滥垦乱伐，付出的代价极大，这一历史教训是不能忘却，应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