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后期陕南堰渠水利中的矛盾冲突

　　清中叶以后陕南堰渠水利值得关注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堰渠变迁频仍，表现为大堰渠灌溉面积盈缩不定，小堰渠甚或存废无常。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可推城固、洋县二县共同用水的杨填堰。嘉庆年间，该堰灌溉城固田1400余亩，续增加到6800余亩。灌溉洋县之田远较城固为多，始为10800亩，相继增加到17000余亩、18400余亩。即所谓的“城三洋七”，也是“三分堰”、“七分堰”的来由。后来，城固先后报下苏村、苏寨村、留村冲废田计1100余亩。到同治年间，三分堰水册所载灌溉面积仅存3800亩，较之6800亩原额，失额达44%之多。（注：《修复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又如城固县五门堰，清初灌溉面积30000亩，后增至40000亩，最多时城固、洋县合计达50000余亩。其间因宅基所占，为流沙所摧，或为堰长、渠长隐匿，最少时仅存田28000余亩。道光年间曾“清而厘之，复额如旧”，到同治、光绪年间，“田册毁于兵燹，其减者视前更甚矣”。光绪元年(1875)始又清查，仅“田之由隐而显者，计数在四千以外”（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灌溉面积盈缩现象在山河堰、汉阴凤亭堰等堰渠皆不同程度存在。

　　小堰渠之存废无常现象主要发生秦巴山区，山区灌溉设施修建难度大，规模小，有因时因地制宜的性质。如汉中府属留坝厅：

　　“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小留坝以下间引留水作渠，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然至夏秋山涨，田与渠尝并冲淤，故不得名水利也。”（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兴安府属平利县，“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均由乡民自行修浚，移徙无常。”略阳县、定远厅皆有与留坝厅类似的记载。（注：光绪《定远厅志》卷3：“夏秋水涨，田渠亦易冲淤。近日垦田灌溉，数倍往时，其利终难恃，故渠溉田数目多本汉中志。”此说在嘉庆《汉南续修府志·水利》中已有，文字略有差异。“夏秋山涨，田渠亦冲淤。近日垦田资渠灌溉者虽数倍往时，而其利终不可恃，故各渠灌溉田数目仍循旧志”，该志论及略阳水利时云：“原无水利，现有水田者，近因川楚人民徙居来泥开垦，引山沟水以资灌溉，每处或数十亩、十数亩不等，然至夏秋山涨，多被冲淤，不得称为水利也。”）一方面是扩大灌溉面积的努力，另一方面却是无法避免的冲淤废弛的结果，实已表明垦田灌溉与山地环境之间并不相宜的关系。

　　堰渠灌溉面积的盈缩，大多是从“册载”的意义上而言，特别是册载灌溉面积的减少，不少是为逃避修堰负担而有意隐匿、失载的，而非灌溉面积真的萎缩了那么多，杨填堰城固一方的灌溉面积大幅度失额即有此因素作用。但也有实际上的减少，除了战乱时期外，主要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水冲、沙压、河道变迁等导致田地无法灌溉或无水灌溉。与此相对的是灌溉面积的扩大，扩大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合法的引水灌溉，改旱地为水田，其灌溉面积得以在有关册籍上登载、反映出来。另一种是不合法的、违例的偷行引水灌溉或强行强水灌溉，即所谓“射利之徒，间有将旱地开作水田……恃强争水”、“偷挖堰水”等情况。（注：严如＠①：《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

　　其二，用水秩序混乱，争讼不断。各堰渠所灌溉田地，各有定数，这就是通常说的“册内原灌正田”。册载正田“岁修有费，轮甲行夫，为日已久，是以永沾灌田之利”（注：严如＠①：《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载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0。）。用水秩序混乱的第一种形式就表现为册外之田与册内正田争水的冲突。沔县泉水堰创自明代，原为12家军户所修，“系拾贰家军户之私堰，沿河两岸支流汛泉，总归此堰，外人不得开地作田，阻截上流”（注：《处理泉水堰纠纷碑》，咸丰九年。以下此案引文俱出此碑。）。据说一直“无敢违者”。但到道光十一年(1831)，“有客民陈正秀开地作田，违例霸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十四年，又阻拦堰水，亦具有结。又十五年，张文兴、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长具禀在案，蒙县主李断令仍照旧例，立碑为记，外人不得紊乱”。讵料截水者不仅未立碑，而且不悔过，此后又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咸丰九年(1859)，由陈正秀之弟陈正章，陈正秀之子陈有刚、陈佘娃、陈周儿，张文兴之子张武刚，陈正秀之孙陈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多次恃强违例拦截堰渠上流，“勺水不下”，甚且反控堰长，并将堰长按于水中，“淹浸几毙”。20余年间，虽有官府多次理断、*，陈、张、李、王诸家竟五次拦截堰水，可见争水之激烈程度。

　　杨填堰在光绪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修堰、用水冲突，先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西营村廪生张成章贿窜百丈堰首事刘永定，与村民张玉顺等多人一道，“以旱地作田，在于洪沟桥搭木飞槽，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从旱地凿渠引水，退入官渠，沙淤壅塞，有碍堰水，为害非浅”（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接着又有“吕家村吕璜等偷砍西流河护堰之柳，私捏字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堰。又补修二道□□庄村人率众阻挠，亦不得拣石修砌，种种谋害，叠相侵扰，直使古堰竟为乌有”（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由此而起纠纷先后告至县、道，判西营村为违例搭槽开渠，改作水田，令其拆槽平渠，不得再犯。吕璜利己害公，附堰村民不得霸占近堰之地，阻拦修砌。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西营村张成章等乘原任道台恩开卸任之时，欲翻控逆结，讼案又起，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审断，维持前判。西营村并不因此甘心，四月插秧之时，竟又恃强违断，“预备搭槽灌溉”，于是，争讼又起。此类册外田地与册内正田争水现象，在安康县东坝、汉阴凤亭堰、城固五门堰、汉阴济屯堰、山河大堰等都不同程度存在。

　　册内田亩争水的现象更为普遍，几乎无堰不有，只是程度、规模互有差别。碑石所见规模较大、历时长久者有汉阴厅月河济屯堰，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八月，咸丰元年(1851)三月、九月，咸丰六(1856)年五月，先后有监生沈兴洽、生员沈兴潮及工书白际太等与堰内武生刘绍杰等为争水（沈兴洽等恃强截放，淆乱旧规）而互控，屡断却不能结。（注：《月河济屯堰总序碑》，咸丰六年七月。）城固五门堰之油浮、水车二湃（居上流）与西高渠（地居下流）之间为争水亦“迭次控争，官经数任，蔓讼不休”（注：《油浮水车二湃修渠定式碑》，光绪五年五月。）。自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五年(1879)，亦屡断不结，西高渠绅粮杨春华曾率众挖毁所修渠底平石。安康县千工、万工两堰：

　　“灌田数万亩，阖郡民食所出也。（光绪年间）每逢夏旱，民以争水灌田，纠众持械辄酿巨案，前此判斯狱者讫不能决。”（注：《兴安府绅民缕陈政绩禀》，见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1。）

　　他如唐公车湃、凤亭堰、小龙王沟五堰、月河补济堰筹，各有争水事件发生。“黑夜偷水”、“将平水改窄易宽，渠旁暗挖窟眼”、“变诈多端”伪造水册，“奸滑诈增水数，豪强任意兼并”现象每有出现。

　　其三，堰渠修浚冲突频仍，严重影响灌溉效益。冲突大多由修浚负担分配而起，有为逃避修浚负担而隐匿灌溉面积者，如五门堰（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杨填堰（注：《修复杨填堰告示碑》，同治九年十一月。）；有避重就轻者，如褒城荒溪堰（注：《荒溪堰条规碑》，道光四年。）；有为减轻修浚负担而擅改堰渠设施，不顾堰渠整体利益者，如城固唐公车湃（注：《唐公车湃水利碑》，道光三年。），安康大济堰（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咸丰二年四月。）；有堰长人等图一己私利人为妨害堰渠修浚者，如五门堰（注：《五门堰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亦有堰外之人盗取护堰林木、阻碍采取修堰工料者，如杨填堰（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西乡县金洋堰等（注：《公议禁止金洋堰一切树木碑》，同治十二年六月。）。有的冲突反复多次，持续数年，对堰渠修浚影响严重。如安康团山铺大济堰上下两牌间为棉花沟废闸建ｊｉǎｎ＠②而起争讼，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始，持续至咸丰二年(1852)，历时五年之久，几经周折，终以“欲废两闸，而于堰心水面平铺石板五丈为渡水之ｊｉǎｎ＠②，载棉花沟浊流于ｊｉǎｎ＠②上，使石ｊｉǎｎ＠②下堰水通流，日后沟沙塞积，堰水不致受淤，即可诿挑浚之工于上牌而不问”（注：《大济堰棉花沟水道争讼断案碑》，《大济堰棉花沟水道议碑》咸丰二年四月。）的下牌败诉为结案。又如五门堰黄家湃，“旧规每春分工挑淘，洗帮见底，所灌之田，每亩派钱四十二文，交堰长以资工费。兵燹后，各堰长视沙土为利薮，包于田户，叠层渔利，年复一年，竟将古之渠心堆作沙波，其湾曲愈淤愈大，偶一逢旱，下流不得见水，屡兴上控”（注：《五门堰黄家湃修浚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

　　当然，有些堰渠用水、修浚中的矛盾冲突，清代前期亦有存在，前后期相比，变化在于这些问题更加广泛、更加严重了。

　　二、社会风气变化与堰渠水利

　　灌溉水利为农业命脉，其重要性为众所皆知。同时，水利工程又具有公共性质，在传统的分散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水利事务中的表现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认识的。而且，水利领域并不是孤立的，它仍是当时社会无可分离的一部分，用水秩序混乱、堰渠修浚冲突等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当时主要社会问题的核心所在。或者说，用水秩序的混乱，修浚冲突频仍有其社会背景。在清代后期陕南的碑石中，每见有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记述，最为概括性的便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类的说法，无论堰渠水利类碑石或是其他类碑石都能看到类似的内容。如褒城县《荒溪堰条规碑》云：“无奈时移势易，人心不古，竟有奸诈之徒，拣好修者修之，至难修者遗之。”再如安康县《黑油沟公议禁碑》称：“无奈世风不古，民习日偷，藐视王章，罔知责耻，常窝藏匪类，以*为生，甚至狗党胡行，为盗为贼。呜呼，世道流污，何至如是耶？”而这正是堰渠用水、修浚冲突的社会背景。

　　集中体现当时陕南社会风气变化的是各地方关于整饬风化、维护社会秩序的*、告示、乡规民约等，如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平利县《丰口坝公议条规碑》，道光五年(1825)九月《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镇平抚民分县严禁牲匪*窃告示碑》，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紫阳知县严禁近滩小船水夫借机抢捞货物告示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紫阳知县禁匪徒乘机抢取客货告示碑》，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岚皋双丰桥组碑》，同治元年(1862)十月安康《景家公议十条规款碑》，同治五年(1866)《洋县正常为民除弊碑》，同治六年(1867)一月《洵阳知县严禁埠头讹索过往船户告示碑》，光绪元年(1875)五月《署砖抨抚民分府严拿匪类告示碑》，光绪元年五月《洵阳庙子垭铺公议乡规碑》，光绪元年十一月《陕安兵备道严禁埠役诈索船只致扰行旅告示碑》，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白河知县裁革牛税谕碑》，光绪九年(1883)一月《宁陕抚民分府严禁烧山毒河告示碑》，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平利县水田河保共置产业公应杂税条款碑》，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平利县秋木河公设税局以纳杂费碑》，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会办全陕厘税总局严禁白河等处厘卡故意勒ｋèｎ＠③商贩人等告示碑》，光绪二十二年(1986)六月《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公议*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白河知县豁免杂税告示暨豁免畜税告示碑》，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安康县黑油沟公议禁碑》等等。

　　诸碑石中所列举示禁的种种现象如纵放六畜践害禾稼，各种形式的作伪欺诈，游方僧道乞丐、么儿等强讨恶化，各种各样的盗窃行为，窝*窝娼，诬控兴讼，勾结匪类，抢捞落*物，讹诈往来行旅，差役乘机以权谋利、多派肥己、乡约保正受贿勒索，烧山毒鱼，故祸生意，买卖妇女等等，其实质无非是为谋私利而不顾他人或公众利益，甚至以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来为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尽量逃避责任和负担，只欲享利而不愿受累，好逸恶劳且欲不劳而获。如义仓事务中之“强行估借，甚至暗串多名，借数不少。每年收仓之际，恃痞强骗，抗不偿还”（注：《平利秋河义仓条规碑》，光绪十五年三月。）；差役征收税费中之“竹木草纸及一切杂税，虽交于官者有限而差役执票下乡，多方需索，不遂其欲不止。甚至有税已交出而被差役乾没，仍累及花户完纳者。剥削穷民，毫无限制”（注：《白河县豁免杂税畜税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乡约管理中之“近连年岁饥馑，田间小窃，不肯经官，乡约私自惩罚，原不欲坏其名节，冀其人自改也。乃近来乡约视为利薮，遇有形迹可疑之事，使人具售状，伊藉庙会、船会为名，动辄罚钱数串或数十串文，无钱者折给地亩，乡约自行收租”（注：《洋县正堂为民除弊碑》，同治五年。）。其他则有“近来人心不古，□各乡保肆行告状兴讼；又有□□游僧野道并装烟、歌唱之辈，每里红白喜酌，硬行强讨恶化；并有淘挖沙金损毁田地；无赖匪类偷窃□□、漆树、田禾、树木，及窝*窝娼之家，任意妄为”（注：《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五年九月。）。“狗盗狼窃之徒，白昼强取，黑夜窃盗，竟使业不由己，民不聊生”（注：《平利县牛王沟公议禁盗碑》，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每有横暴之徒自无桑树，竟多喂蚕，俟蚕放□时，呼朋引类，三五成群，偷窃抢砍，互相行凶，胆将守桑叶之人凶捆。匪等抢桑叶各去，反致有叶之家无叶喂蚕”（注：《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公议*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十月。）。

　　对照堰渠水利用水、修浚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其实质与前述似无二致，可知堰渠水利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与乡约、保正、差役的种种舞弊营私、以职权谋私利行为相对应，堰渠水利中的许多弊端、冲突亦与首事、堰长、渠长有关。城固五门堰唐公湃的问题“日甚一日，其弊总由首事年年□者，只饱私箧，一二端正之人，又以公事难管，勉强塞责，只求眼前之无事，不顾日后之贻患”（注：《城固五门堰分水碑》，嘉庆二十三年。）。其在册灌溉面积则“又为堰长、渠头所匿，日ｊｕāｎ＠④月削”（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六月。）。对于修浚事务，“各堰长视沙土为利薮，包于田户，叠层渔利，年复一年。”（注：《五门堰定章告示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西乡金洋堰之经费由堰首收用，任意妄为，私擅修造，想象兴工，浪费殆尽。（注：《金洋堰公议除弊碑》，光绪二十二年。）光绪年间杨填堰所以发生长时期争水纠纷，起因即有贿窜百丈堰首事一节。（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咸丰年间汉阴济屯堰的争水事件，亦与堰长不无干系。（注：《月河济屯堰总序碑》，咸丰六年七月。）乡约、保正、堰长、渠头、差役等涉足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人心不古”，对公共事务离心力增大，甚或视公共事务为利薮而化公为私，是清代后期陕南社会风气变化、公共事务弊端丛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

　　堰渠水利及其他领域正常秩序的稳定与否，与清朝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强弱成正比关系。堰渠用水秩序和堰渠修浚中矛盾冲突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冲突长时期持续且屡经官断而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代后期的陕南山区，清朝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受到削弱。在陕南，对堰渠水利事务非常重视，时有“一君命，二堰命”、“军务事大，堰务事大”之说。道光以后，堰渠水利屡次发生持续长时间的争讼，如前揭道光十一年至咸丰九年(1831-1859)间沔县泉水堰发生的违例霸水案，中间经县官多次理断，明确批示，霸水一方竟一犯再犯。光绪年间发生的杨填堰水利纠纷更是“一味恃强刁横，不遵王法”，在县、道多次明确饬令“晓谕森严”的情况下，越例方不仅不遵行，反而翻控原告，仍欲搭槽引水。更为严重的是当城固知县带差亲赴西营村拆毁违例引水设施时，败诉者“竟仗刁风，纠众殴官”，又鸣锣集众，打闹堰局，门窗俱坏，领首受辱”。直视官府审断为儿戏。值得思考的是，违例方多次翻控、强行引水等行动，多是乘陕安道台换人之际发生的。（注：《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

　　寺观经济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陕南地区寺观较多，道光以后，多数寺观的庙产管理都弊端丛生，从相关的禁碑、条规碑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道光九年(1829)四月城固《洞阳宫山场条规碑》，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平利《女娲山三台寺条规》，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城固《文延功果赞并遗嘱条规碑》，咸丰六年(1856)城固《重立护持洞阳宫扁鹊观碑》，咸丰八年(1858)六月安康《永兴寺地界碑》，咸丰九年(1859)九月沔县《整顿观子山庙产碑》，咸丰十年(1860)八月汉阴《吉祥庵施田碑》，同治元年(1862)一月沔县《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同治九年(1870)三月沔县《严禁侵吞武侯祠庙产碑》，光绪三年(1877)二月汉阴《重修吉祥庵乐楼碑》，沔县《重修武侯墓庙碑》，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安康《天柱山庙公议戒律条规碑》，光绪十七(1891)年城固《清查文昌宫田产碑》，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安康知县颁布《天柱山庙公议章程告示碑》等等。

　　寺观庙产管理的弊端来自多方面，但核心仍是住持、首士之弊。城固洞阳宫，“旧来住持，不守清规，污秽神山，偷当山场，私卖租典，争夺兴讼，数载不休”（注：《洞阳宫山场条规碑》。）。“住持丁永贵不安本分，素有自私自利之心，于是嫌隙生而师徒成仇，词讼起而财米尽空。擅将响水岩山厂卖于会长，洞阳宫福地弃诸他人”（注：《重立护持洞阳宫扁鹊观碑》，咸丰六年。）。平利女娲山三台寺，“飞锡游僧，望空门而托足；烧丹野道，每幻术以愚人……他如伯佃恃横，抗庙租而不纳；强邻倚势，侵庙界以自丰。顶拨者业不由僧，葬埋者地以坟占。老桂婆娑，狂夫或恣其攀折；杂植旋绕，窃者或残以斧斤”（注：《女娲山三台寺条规碑》，道光二十年十一月。）。沔县观子山庙，“物换星移，人心趋于浇漓，每多假公以济私，或剥削于强邻，或侵占于豪强，或冲崩于河水，或废弛于住持，即间有一二老成者为之董正，而垂成则疑忌之心又不免”（注：《整顿观子山庙产碑》，咸丰九年九月。）。汉阴吉祥庵，“自道光二十八年住持将田地加佃减稞，致讼多年”（注：《吉祥庵施田碑》，咸丰十年八月。）。沔县武侯祠住持“非特不守清规，并且通同舞弊，不以香火为事，专守肥己之谋，庙宇日见倾颓，出息尽皆剥削”（注：《保护武侯祠财产告示碑》，同治元年一月。）。“现在庙宇荒凉，田地侵占，住持不守清规，香火无人供奉”（注：《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同治八年十月。）。“住持徐教升不守清规，偷卖古树，私伐皇柏”（注：《重修武侯墓庙碑》，光绪三年二月。）。汉阴吉祥庵，“迩来住持不轨，稞租皆耗”（注：《重修吉祥庵东楼碑》，光绪三年二月。）。诸如此类，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说明了清后期陕南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且变化的实质与前述堰渠水利及其他领域的弊端颇为类似。

　　不少碑文将前述一系列变化的契机定在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所谓“兵燹之后”，其实，已引的碑石就足以说明，变化早在道光年间已经普遍发生。

　　三、环境变迁与堰渠水利

　　堰渠水利是人类利用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与自然界间物质转换的重要门径之一，这就决定了堰渠水利之建设，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随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新的问题。前述堰渠水利在清后期出现的变化，并非纯粹的社会事务，与自然因素变化、环境变迁有密切关联。

　　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过程。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因素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具体到秦巴山区论之，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广泛开发之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注：参见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4期），（荷）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拙作《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4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待刊）。）其中森林植被的破坏及水土流失是问题的核心，由此又引发水文条件一系列的变化。环境变迁直接影响堰渠水利建设，尤其是水文条件的恶化，不仅破坏水利设施，而且加大堰渠水利建设的难度，并从而引起用水困难，堰渠修浚费用提高，成为诱发用水秩序混乱，发生修浚冲突的重要因素。

　　对人类活动引发或促进水文条件恶化，陕南碑石有直接的论述。道光《西乡县志·水利》收录县令张廷槐《重修五渠碑记》云：“当年山地未开，沙泥罕溃。此日老林尽辟，土石逢流，偶值猛雨倾盆，便如高江下峡，一出山口，登时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转眼化为湖泽。”西乡县东沙、中沙、北寺、白庙、西沙等五渠亦因受众山之水而淤塞，以致泛滥横流，淹没民田庐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刊平利县《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称：

　　“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

　　地方志及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为碑石佐证。道光《石泉县志》卷一论及汉水水情变化时云：“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留坝厅足征录》载严如＠①《栈道图说》称：“沿栈山林开垦略尽，土浮石松，夏秋雨发，淤塞道中，各溪河乱石填高，往往水与路平。”卢坤《秦疆治略》载：“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具体的事例如紫阳县长滩，“向皆平衍”，至嘉庆末年，“沟水暴涌，石高数丈”，以致舟楫不通。（注：民国《紫阳县志》卷1。）汉中府属略阳有石马洞在蹇家坝，原本清流潺潺。至道光年间，“穴口被河水冲淤，沙石寨门”（注：道光《略阳县志》卷1。）。凤县有故道河，又名县河、大散河，乃嘉陵江之上游，秦蜀要津。其“源出大散岭，经县境之黄牛铺有三岔沟流入；至城东，安河流入；至方石铺，小峪河流入；至两当之单河铺，野羊、东沟等河并流入；西南经徽县之大鱼关可通舟楫，至两河口入白水江，经略阳城下出川境，为嘉陵江……垦辟日多，沙石淤塞，舟行不便。”（注：光绪《凤县志》卷1。）不少山地开垦后的耕作条件恶劣，亦是山区环境变迁的写照。兴安府属紫阳县的情况很有代表性。道光后期知县陈仅为《紫阳县志》作序，其中有“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其用力勤矣。而戴土之山，先涝而溃，未ｈàｎ＠⑤而龟，偶有丰收，亦无宿蓄”之语。知县朱允治亦云：“紫阳多崇山峻岭，民所耕以为食者皆陡坡石碛，%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