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繁荣，是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步实现的。首先受到关注的，是近代*思想史。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版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有些虽不以*思想史为名，而实际上是*思想史，至少是以*思想史为主要内容的。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学术思想、伦理思想等等，虽也有学者涉足，并有著作出版，但总的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思想史研究相提并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意的是，随着社会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学界对于以往研究中有些被视为共识或定论的东西提出质疑，并以大量的史料为根据，对一些人物和思潮作出新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对于洋务思潮，对于清末以来的和平改革思想，学者们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一些因为*原因而被冷淡或被否定的思想家，如戊戌以后的梁启超以及现代的胡适等人，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广受海内外学界的注意。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在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方面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记者：那么，最近十几年的情况如何？ 

耿云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趋向是，第一，思想家个案研究进一步扩展、深入。一方面，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关注的思想家，如曾国藩、倭仁、陈炽、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林语堂、罗家伦、吴宓、陈序经等，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如，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由于梁启超当时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的影响。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谈到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时都比较空洞。新近出版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郑匡民著），对于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此外，随着文化保守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代新儒家”的一批思想家也引起学者极大的兴趣，出现了大量的论著。第二，思潮史研究备受青睐。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中国近代思想史多以思想家的脉络为主线，但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越来越多的以社会思潮为主线，出版了不少著作，并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资料。此类著作以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最为重要。此外，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第三，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开始受到极大的关注，其中学术转型的问题又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其表现，一是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等人的学术个案研究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研究。第四，对思想史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思想史界以前缺乏方法论的自觉，近几年来，学者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问题，通过学术研讨会和报纸刊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可以预期，通过这些讨论，将会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化。第五，这一时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问题意识有明显的提高。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的问题，改革与革命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思想、学术与文化转型的机制与条件的问题，现代化的基本趋向的问题等等，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下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耿云志：问题总是会有的，没有问题，也就不会再有进步了。问题的被提出，被认识，被解决，就是学术进步的过程。首先，最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整个学术界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学风问题。一些学者的工作不够踏实，表现有急功近利，空疏、浮躁的毛病。这既有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学者个人自律的问题。我们于整个环境的改变，无可为力；但我们作为学者，应当严格自律，不应被不好的潮流所裹胁。 

至于近代思想史学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就已引起多数人比较注意的问题，可以举出一些。如，一些论著一味求新，或好以己意断是非，以当代人的需求甚或仅仅依据个人主观的好恶去“解读”历史，把历史研究当作是当代人自己发表感想、议论的工具，这是很不严肃的。还有一些思想史研究论著，只局限于对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作介绍和评论，对于思想家思想与其时代的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把握，对于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对于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以何种形式对于当时社会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也没有进行具体考察，对于思想家的思想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了解。于是，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似乎成了思想家闭门造车的产物，成了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游魂。我个人以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应当力求对思想家作全方位的把握。又有一些思想史研究著作，把思想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混同起来，往往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思想家的生平，阐述其*活动或社会活动，而于其思想本身反而研究甚少，甚至对思想家思想的基本脉络都缺乏准确的把握。这反映出，其作者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因此，近代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又有一些研究者，把历史研究当作注经，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当作先验的结论，找一些材料，搭配上去，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这反映出，教条主义仍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目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专门思想史，如哲学史、*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宗教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虽都有一定的进展，但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筑综合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基本框架，写出一部全面、系统的而又有相当深度的综合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记者：请您谈一谈，近代思想史学科今后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 

耿云志：根据目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我觉得今后一段时期，它的发展可能会有这样一些趋向。第一，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深入。单是思想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问题就已提出许多说法。多数学者基本上仍认为思想史应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为主；有的则提出应以研究大众的思想为主；有的则采取折中态度，认为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思想同等重要。我在《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2）及《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前言》（《中国近代思想史集刊》第1辑）两文里，已较详细地说明了我对此问题的看法，这里不须多谈。我只想强调一句，今后思想史的研究，应在充分研究思想家的思想的基础上，注意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的互动关系。即努力探求思想家的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大众观念是否起了某种作用，以及思想家的思想既经形成之后，又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观念的变化。第二，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仍将吸引许多学者的注意，研究的范围会从主要的思想家扩展到一般的思想人物；从*、哲学思想人物扩充到经济、文化、宗教、科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人物；研究也会更深入、更细致、更平实；对于思想家思想的来源及其影响的探讨将会成为深化思想家研究的重要路向。第三，学术史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并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进一步的提升。第四，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如革命与改革、激进与保守的思想分野与其互动关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传统因素与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将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第五，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因而会不断加强，尤其是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结合研究会取得较大的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加和扩大，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将会被吸收和运用。但无论方法怎样更新和如何多样化，一切学问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占有资料，发现资料之间所蕴涵的内在联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正是这样。现在有些人对任何“新”的理论与方法都感兴趣，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吸收和运用一种新的方法，决不是简单套用；而是要在一个具体领域，一个具体问题上，独立地搜集充分的材料，独立地运用你所感兴趣的方法做实际的深入研究，看看得出的结果能否经得起检验。由此来检验那种理论和方法是否可靠，或检验你对那种理论与方法是否真正正确掌握了。 

记者：我们知道，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是您亲手创立起来的。现在想请您谈谈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和今后的设想。 

耿云志：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于1991年（其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思想史课题组），2002年被列为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研究室的人员不多，但结构梯次比较合理，队伍堪称精干。自成立以来，本室同仁各自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整理出版了多种近代思想史资料。同时，完成了院重点课题《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从2001年起，又在做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刻下正在进入结项阶段。目前，研究室同仁正准备着手作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我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同行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作出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此项课题已列入我所和我院十一五规划中，大约明年适当时候即可开始。另外，我们在做好个人研究工作的同时，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发展，还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成立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2005年8月正式成立），团聚国内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队伍，加强交流，促进发展。第二，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作为海内外同行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目前已经出版两期（第一期《思想家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期《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出版后颇得学界同道的好评。第三期《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将于2006年底出版；第四期《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正在编辑中，将于2007年初出版；第五期也已开始组稿。我们计划至少每年出版一期。第三，就相关热点和前沿问题组织系列学术研讨会。从2002年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被评为第一批院重点学科以来，我们已经和兄弟单位联合举办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研讨会”、“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以上这些工作，对推动国内外近代思想史研究，建立和扩大我们与国内外同行的联系，充分发挥思想史研究室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的作用等方面，都大有裨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以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些工作，为推动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尽力。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