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兴起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朝的扬州学派，是扬州一地以追随吴派惠栋、徽派戴震所开创的朴学风气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学人群体。学人之间主要不是以师承关系为枢纽，而是以学友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师儒传统，因此往往以师承关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重要特征。一学派中有始祖，有钜子，渊源派别，具有统系。这在侧重义理的佛学、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较之佛学、理学，清代朴学的师承关系已有所削弱。刘师培谓：“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咸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近儒汉学亦多专门名家，惟授受谨严，间逊汉宋。”（注：刘师培：《左庵外集》卷9《近儒学术系统论》，《刘申叔遗书》下，第15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其因在于，清初朝野上下惩明季讲学之弊，清廷将“东南坛坫”视同“西北干戈”，疾若寇誉；亡国士夫则将亡国之原归为结社讲学而加以伐挞。故一时学者多以独立特行为操守，如朴学大师顾炎武不愿以其学授徒，而是著书以守先待后，所谓“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丛刊》本。）至乾嘉时期，此论影响尚存。就朴学家言，作为吴、皖二派开山的惠栋、戴震，他们著籍弟子即很少。如惠氏弟子惟江声、余萧客二人，戴氏惟段玉裁和王念孙二人。章太炎言桐城姚鼐尝求为戴震弟子，为震婉拒，因此启分清代汉学、宋学之争。（注：章炳麟撰，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2《清儒》，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论颇为治清学者所乐道。其实戴氏并非仅仅因为厌恶宋学而拒绝姚氏，特其性不喜为人师耳。戴氏高弟段玉裁即谓乃师“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注：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年”，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戴震与姚鼐书即云：“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注：戴震：《戴震全书》第6册，《东原文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第373页，黄山书社1997年版。）姚氏且不论，即以其亲炙弟子而言，王念孙为戴氏馆弟子，师弟名分已定，可以不论。戴震对于段玉裁亦三拒后始纳为弟子，即此一端可知。又如乾嘉朴学钜子钱大昕处理师友关系时亦谓：“如以仆粗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直、谅、多闻，谓之三益”。（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论师书》，第565页，《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钱大昕为戴震之后朴学的泰斗，虽然主持钟山书院16年，教授生徒众多，但却并未形成与吴、皖并列的学派，这和钱氏本人为谦自抑实有关系。朴学流派物师承关系不强亦与其自身的学术特征有关。朴学的风格是质朴求实，不尚虚谈。所讨论讲求的对象是音韵文字、名物制度等，所采用的方法是考据，从事者必须用力持久，而后始创获，非群聚讲贯可以骤得。故乾嘉汉学家类皆独立成学者，如杨州学者汪中所谓的“虽有讲论，不相依附”。学友之间相互切磋讨论，是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扬学独立登上学术舞台，迨在乾隆中期。汪中论扬州学派之起曰：
　　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指李惇）狧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注：汪中：《述学》外篇《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光绪刊《江都汪氏丛书》本。）
　　汪氏所言为扬州朴学初兴时的情形，以王念孙为首倡，李惇、刘台拱、汪中为羽翼。汪中又有《与刘台拱书》言及自己与王念孙、刘台拱三人，颇为自信：
　　扬州一府，若足下，若怀祖，若中，虽所造不同，然皆通经术，立名节，有忧民之心，于势分、声名绝无依附，亦可谓豪杰之士矣。（注：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
　　乾隆三十七年春，王念孙应试京师，与刘台拱相交。冬，入安徽学政朱筠幕，时汪中亦在朱氏幕，因相定交，以经义小学共相研讨。而此年七月，汪中在泰州交刘台拱、朱彬。扬州学派三钜子皆在此年相交。此年王念孙、汪中皆28岁，刘台拱21岁。三人之外，扬州其他学者李惇氖42岁，任大椿34岁，顾九苞34岁，江德量21岁，朱彬19岁。而所学各有成就。显示出扬学已作为一支独立的学术力量登上学术舞台。王昶已注意到扬学，作《四士说》以称扬之：
　　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训导宝应刘台拱有曾闵之孝，给事中王念孙及其子国子监生引之，有《苍》、《雅》之学，暨君有扬马之文，时谓之“四士三美”，宜矣。（注：王昶：《春融堂集》卷35《四士说》，嘉庆十二年王氏塾南书舍刻本。）
　　焦循论扬州学术曰：
　　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曜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宏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导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注：焦循：《雕菰集》卷21《李孝臣先生传》，道光《焦氏丛书》本。）
　　焦氏以康、雍间陈厚曜、王橘宏为扬州朴学先驱，王念孙、贾田祖、李惇为始倡导者，刘台拱、汪中、任大椿、顾九苞为相应，而后继者亦繁有徒，大致勾勒了乾隆时期扬学之规模。阮元亦谓扬州多治经之儒，且于诸家或闻见其人，或受教诲：
　　元居在江淮间，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兴化顾进士文子（九苞）、李进士成裕（惇）、刘广文端临（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黄门石臞（念孙）、汪明经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注：阮元：《研经室集》卷11《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道光文选楼本。）
　　焦、阮二氏所论列扬学方兴时学术阵容大体可见。阮氏且详论此期学人学术造诣曰：
　　盖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徽州有金榜、程瑶田二三子，不致坠东原先生之绪。苏常一带则惟钱辛楣先生极精，其馀若王鸣盛、江艮庭皆拘墟不通。江郑堂后起，亦染株守之习。而将来若一变，则迥出诸君之上。其馀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塘，气魄皆可，不能大成。镇江、扬州号为极盛。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段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也。（注：阮元：《答友人书》，《国粹学报》第29期“撰录门”。）
　　阮氏此札出之仪征刘氏箧藏，刘师培刊之于《国粹学报》。此札大约作于乾隆末年，其中划分当代学术为徽、扬（镇）、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又评骘三派之学，以为徽学式微，仅能自守，吴学除钱大昕外未免拘墟、株守之弊，而扬学则侵侵迥出吴、徽两派之上。阮氏于徽学未作深论，于吴学有所贬抑，而盛论扬、镇之学，且品藻扬儒诸家学术特色及位置高下，所论极精，透露出彼时扬学已是学坛劲锐，正是不争事实。
　　乾嘉扬州学派是由扬郡学人相互砥砺、相互切磋而形成的学人群体。其成员皆以惠、戴所开之朴学为宗，提倡古学，贯通经术，此其尚同一面；汪中复强调“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所造不同”，阮元谓扬学诸人特色或“博闻强记”，或“公正通达”，或“洁净精核”，或“细密详赡”，各具千秋，此其相异一面。诸人学术造诣有别，说明扬州学派不像吴、皖二派一样有公认的学术领袖，此其独特之处。另外，扬学受吴、皖两派之学影响极大，其学派成员之学或近于吴、或近于皖，或者会通吴皖两派之长。如果坚执以师承关系与学派特色作为学派成立的标准，势必导致纠葛不明，乃至取消扬学独立成派的资格。如支伟成撰《朴学大师列传》，其体例是兼以地域与学派特色划分学派，将扬学成员散列于吴、皖之下，则是因强调学派的师承与学派特色，遂不将扬学视作独立的学派。

 

二　发展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五十九年冬，汪中逝于杭州。此时扬州学派先进唯王念孙与刘台拱为硕果仅存，而王居京师，刘居镇江。而阮元、焦循等扬学后起之秀在学界又声名藉甚。与焦循、阮元同时而起的扬州学者王引之、顾凤毛、江藩、黄承吉、钟环、李钟泗、凌曙、徐复、汪喜孙、梅植之等人，亦渐次登上学术舞台。这些学者年次较晚，多数学术活动在嘉庆时期，他们相与为友，相互问学，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扬州学术界已有“江、黄、焦、李”之目，或曰“钟、黄、焦、李”。黄承吉所作《孟子正义序》曰：
　　予与里堂弱龄缔交，中岁论艺。俦辈中昕夕过从尤契洽者，则有江君子屏、李君滨石，当时以予四人嗜古同学，辄有“江焦黄李”之目。或遗子屏而列钟君蔽屋，则称为“钟焦黄李”也。（注：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5《孟子正义序》，民国二十八年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江藩（号郑堂）又与焦循（号理堂）并称“二堂”，这说明当时扬州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此期学人主要以学友形式为联系，互相砥砺学行，商榷疑义，形成扬州学术彬彬之盛的局面。
　　这一时期扬州学派的学术特点在于创通大义，扬学亦籍此区别于吴学、皖学，而独立成为一派。此期学者中，以阮元与焦循为学术领袖。阮元从事朴学研究在乾隆时期，其间撰《车制图解》，为纯粹的考据礼制名物之作，以专精为特征，近于徽学。乾嘉汉学与宋学曾就义理与考据孰为高下相争不下，阮元则主张义理与考据并重，不可偏废：
　　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注：阮元：《研经室集》卷2《国史儒林传序》。）
　　复主张由文字训诂以进求义理，所论极为通达。嘉庆间，阮元撰《曾子注释》，《诗书古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诸作，率由古训推求孔孟义旨，是其以考据求义理的学术思想的体现。阮元更有扶翼提倡朴学之功。服官期间，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广州设学海堂，提倡朴学，造就多士。并组织学者校勘刊刻典籍，主编有《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校勘记》、汇辑《清经解》等，对于清代学术影响极为深广。故仪征刘寿曾称阮元倡导学术之功曰：
　　学术之兴也，有倡导之者，必有左右翼赞之者，乃能师师相传，赓续于无穷，而不为异说誓言所夺。文达（阮元）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注：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1《沤宦夜集记》，民国三十七年刻本。）
　　复指出阮元在扬州学派中承先启后的地位，曰：
　　国初东南经学，昆山顾氏开之，吴门惠氏、武进臧氏继之。迨乾隆之初，老师略尽，儒术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穷乡，修述大业，其学传于休宁戴氏。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先大父早受经于江都凌氏，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靡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先征君承先大父之学，师于刘先生。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选为尤近。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征君为执友者，又多缀学方闻之彦，是为江氏之四传。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无能与比焉。（注：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1《沤宦夜集记》。）
　　刘寿曾认为扬学是徽学在扬州的支流，他所描述的扬学谱系中，阮元的地位最为重要。故后人论扬州学派，辄以阮元作为大家。如张舜徽曰：“伯元聪明早豁，学问夙成。自言少时居江淮间，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顾文子九苞、李成裕惇、刘端临台拱、任子田大椿、王石臞念孙、汪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故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沾溉所及，固不止于扬州一隅。而扬州之学，要必以伯元为巨擘。（注：张舜徽：《扬州学记》，《积石丛稿》，1946年石印本。）甚至有学者将阮元视为扬学始祖，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即谓阮元别创扬州一派。（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6《皖派经学家列传叙目》，第76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阮元作为学术积极扶持倡导者，是扬州学派的重镇，扬州学派另一巨擘焦循则是扬州学派通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焦循之学汲取吴、徽二学之长，而能融会贯通。焦循早年从事经学，由古训、古注入手，如其早年手批《周易兼义》多取荀爽、虞翻象数之说，对惠栋《周易述》一书亦颇加征引，其学近于吴派。（注：焦循手批毛氏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稿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有赖贵三整理本，里仁书局2000年版。）其后从事数学研究，一归于求是。撰《群经宫室图》，以《考工记》为基，遍稽群经，从传注而不株守，将古代宫室一一考索绘图，是焦循礼制研究的一部大书。（注：参彭林：《试论焦循群经宫室图》，“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4月。）此书明显受到戴震名物典制之学的影响，与戴震《考工记图》相表里。焦循《毛诗草木鱼虫疏》一书专释名物，亦是专精之学。至其晚年撰《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三书，则悟得数学洞渊九容之术，以数之比例移以治《易》，创旁通、相错、时行三义，“证之以实，运之以虚”（注：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学阐释方法。移以治《论语》、《孟子》，亦成就斐然。乾隆季年嘉庆初年间，汉学为学术主流，而其弊端亦渐彰显。焦循当汉学极盛之际，已虑其变，因而提倡“经学之道因乎时”的通变的学术史观，并提出了其“证之以实，运之以虚”的学经方法论，以矫其偏。其论曰：
　　循谓经学之道，亦因平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来，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馀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注：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焦循认为，西汉之学功在存古，东汉之学长在会通。就乾嘉汉学论，其初起时以求古为特征，学者孜孜从事于复兴汉学的工作。皮锡瑞认为乾嘉汉学“传家法”、“守专门”，故推为“经学复盛时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20-32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至乾隆中叶清廷开四库馆，汉学遂臻其极。《四库全书总目》谓：“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注：永榕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3《经稗提要》，第27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焦循则认为学者不宜拘守汉说，一味嗜古，必须“不执己”、“不因人”，以通学为归，方为经学正道。焦循因而明确对“考据”之说进行批评：
　　朱子之徒，道学为门户，尽屏古学，非也。近世考据之家唯汉儒是师，宋元说经，弃之如粪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汉，古也。宋，亦古也。自经而下衡之宋，后也，汉亦后也。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无论元，自明论明，抑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气临之，斯可也。何考据云乎哉？（注：焦循：《里堂家训》卷下，《传砚斋丛书》本，光绪十一年仪征吴氏孱守山庄刊。）
　　焦循具有通变的学术史观，故能打破汉、宋学乃至古今一切学术的壁垒，其所谓经学，是以经籍为本，以恢复经典及各代各家注疏的真貌、意旨的内容为重要内容，复须“以我之精神、血气临之”，从而使经籍中蕴含的义理与个人的体验融密无间，将经学研究落实到人生的层面，此论洵为经学的至语要道。
　　焦循的通学思想不仅限于其经学研究中，亦体现于义理学、史学、文学思想中。义理学中他尊朱而不废王，曾作《良知论》，深赞王学之直捷简明。史学上焦循曾撰《国史儒林文苑传议》一文，可见其史书《儒林传》、《文苑》之设立、分合与一代学术与文学盛衰相关。因此遍论历代学术兴衰与史书得失，议拟清国史《儒林》、《文苑》七则，曰征实、长编、兼收、鉴别、详著、公论、附件。其论极为公正通达。（注：焦循：《雕菰集》卷12《国史儒林文苑传议》。）焦循于文学上则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注：焦循：《易馀龠录》卷15，清嘉庆刻本。）的文学史观，在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影响甚大。此处不具论。
　　扬州学派的通学思想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适如张舜徽所言：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确然，扬州学派以其通学思想救正了考据学的弊端，恢大了清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因子。
　　　　 

三　守成时期的扬州学派 

　　道咸以降，随着经世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兴起以及宋学的复辟。朴学风气渐趋漓薄，此时的扬州学派能执守朴学，不易其帜，保持了扬州学派的传统。扬学后期主要以宝应与仪征二刘氏为主。刘宝楠、刘文淇虽在嘉庆后期已有学名，但其穷治专经，撰作新疏，则缘起于道光八年，故今以二刘氏为扬州学派后期的后表人物。宝应刘氏有悠久的家学传统，刘宝楠辑《清芬集》，蕞录宝应刘氏历代之学，自六世祖刘永澄而下，率以理学传家。其朴学之风则开自刘台拱。刘台拱精于礼学，同时学者皆以此推之。刘宝楠从台拱学，传其子恭冕，是为宝应刘氏之学。仪征刘氏则自刘文淇始。文淇受业于舅氏凌曙，但并未习染今文经学学风。以其学传于子毓崧、孙寿曾，至于师培，四世赓续一经，在扬州学派中家学最为绵长。
　　扬学后期的组织形态较前期为紧密，如果说前期学派主要是以学友的形式相联系，后期除学友形式外，家学与师承的特征有所强化。由于扬州二刘久困场屋，其居扬时间最久。以其学授于扬州，故师承渊源渐彰。如陈立、薛寿、田宝臣等人，皆受业于刘文淇。
　　后期扬学成就主要体现于撰写十三经新疏上，道光八年，刘文淇、刘宝楠与梅植之、包季怀、柳兴恩、陈立等赴江宁应试，相约共撰《十三经》新疏。据当事者陈立回忆：
　　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春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注：陈立：《公羊义疏》卷首《公羊义疏序》，《清经解续编》本。）
　　刘宝楠之子刘恭冕续撰乃翁《论语正义》成，作后序曰：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名恩、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注：刘恭冕：《论语正义》卷末《论语正义后序》，第797-79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陈立与刘恭冕所述事实相当，唯《春秋谷梁传》则有梅植之、柳兴恩两家共治之。梅氏书未成，其子毓继其志，亦仅成一卷而罢。清代撰《十三经》新疏，启自惠栋《周易述》，然惠氏书自为注而为之疏，体例与后来各家不同。其后江声撰《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邵晋涵撰《尔雅正义》、郝懿行撰《尔雅注疏》等。扬州学派中刘台拱尝发愿撰《仪礼补疏》，未就。（注：臧庸曰：“先生（刘台拱）告庸欲作《仪礼补疏》。今遗书中言《仪礼》者不盈卷，必未成之书。虞部言当先生时已毁于火，岂无别本？抑又中失耶？”见氏著《刘端临遗书序》，《刘端临遗书》卷首，嘉庆二十一年刻本。）阮元亦有志撰《周礼义疏》，其《惠半农先生礼说序》中曰：
　　余昔有志于撰《周礼义疏》，以补贾所未及。今宦辙鲜暇，惜难卒业。如有好学深思之士，据贾氏为本，去其谬误及伪、纬书，择唐宋人说《礼》之可从者，兼引近时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辅之、段若膺、任子田诸君子之说，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详辨之，则此书之成，似可胜于贾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注：阮元：《研经室集》卷11《惠半农先生礼说序》。）
　　然文达因公事繁冗，终未能从事斯役。焦循与黄承吉亦萌此志。黄承吉《孟子正义序》曰：
　　忆一日在汪晋蕃文学斋中，与里堂论及各经疏正义，仅宗守传注一家之说，未能兼综博采。领是而非无以正，单一而众蔑以明。例虽如是，实则未通。乃相要各执一经，别为之《正义》。以贯串今古异同，搜网百善，萃为宗都。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予时以《周官》窃任，而里堂则谓《易》与《孟子》尤有志焉。（注：黄承吉：《梦陔堂文集》卷5《孟子正义序》。）
　　黄氏撰《周官》新疏未果，而焦循治《易》，卒为焦氏绝学，不复注疏之体。《孟子正义》三十卷则最后成，符其初志，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中第一流之作。同时朱彬撰《礼记训纂》，兼采汉、宋，亦具特色。宝应、仪征二刘氏继承前修，刘宝楠撰《论语正义》，经其子恭冕续纂而成。刘文淇撰《左传旧注疏证》，长编已就，甫成一卷而卒。其子毓崧续之，亦未蕺事。刘寿曾复踵继之，创立程限，锐意纂著，属稿至襄公四年，寿曾亦卒。学者有“千秋大业，亏于一篑”之叹。（注：孙诒让：《籀膏述林》卷9《刘恭甫墓表》，民国五年刻本。）
　　嘉道而后大规模为群经作新疏，盖因清代朴学的发展已臻其极，需要进行汇辑总结的工作。而扬州学人则适时出现，勇于担当此项重负。前此则有焦循之疏《孟子》，朱彬之纂《礼记》，后此则有刘文淇、刘宝楠、梅植之、梅毓等响应之，复有包慎言与陈立亦参与其间，包氏长居扬州，与二刘氏为同学，陈立则为刘文淇弟子，二人之学实皆成于扬州，故亦可视为扬学中人。扬学诸人撰写十三经新疏，不囿疏不破注的成例，破除门户之见，以求是为宗旨，体现了扬州学派通达的学术思想。
　　除相约著书以外，当时扬州学人之间的相与讨论极多，甚至出现了定期讨论朴学的集会。刘寿曾云：
　　先大父与诸老辈及门人，为著书之约，疏证群经，广江、孙、邵、郝、焦、陈诸家所未备。先征君以通经考古为同志，率月必会文，互相评论，成《邗上精舍集》十卷。（注：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1《沤宦夜集记》。）
　　士人以诗文或八股制义为内容的文酒之会并不鲜见，而以经学为内容的集会极为鲜见。观其结集名《邗上精舍集》，则此集会为效慕阮元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而立。阮元在杭州立诂经精舍，聚诸生有志朴学者于其中，聘朴学名家教习之，月课经义，择其优者为《诂经精舍文集》。刘文淇等慕而仿之，可以想见道咸之际扬州朴学规矩尚存。
　　道咸同光为扬州学派守成时期，此期著名学者有：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刘宝楠、刘宝树、刘恭冕、薛传均、薛寿、田宝臣、梅毓、成孺等。光绪十年，刘师培生，为扬州学派中最后起，克继家学，奋自树立，成为扬学殿军。此期学者或以家学，或以师传，能守扬学统系不坠。

 

四　扬州学派的衰微 

　　扬州学派的由盛而衰，反映了清代朴学在社会巨变下的命运。扬州学术的式微与扬州的中衰有关。扬州为清代东南盐务、漕运、河政之总汇，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以及商业资本对学术文化的渗透，是扬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至嘉道而下，扬州的经济地位下降，与此三大政之积弊不返最有关系。楚金论清代由盛转衰之由曰：
　　乾隆以来，盛极而衰，其祸之最先见者为吏治。由于州县之庸软，胥吏之贪狠，乡绅之鱼肉，激起平民之冤愤，其尤僻远者，昏暗愈甚，怨咨亦愈甚，而祸发遂愈烈。……其次之易见而易决者，惟河、漕、盐。河、漕两政，至嘉庆而弊始积，此皆由于国家方法考成，适供奸蠹把持之具。因顾全漕运而河防遂多事矣。因河务之不讲而漕政益疲矣。其实兴畿辅水利以省南漕，奖海运以利商贾，顺河之势以疏浚代堤防，数言而纷纭皆定。不能定者，不过食于河者利河之岁决岁修，食于漕者利漕之帮贴贿放夹带耳。推而至于盐政，亦无非院胥蠹商，把持侵欺。逋欠日积，正课遂亏。损者国库，而益者私家。从事于此三大政者，麇集于淮扬一带。于是淮扬之富庶奢纵，甲于四方。四方金帛辐辏，轻重盈虚之权，握之数世，其馀烈迄今犹未甚衰焉。一自海外商舶相踵而来，由互市之牛耳，握我喉咽，淮扬之重，遂移于闽广，昔日之窟穴于河漕盐者，又不如经营洋货之十三行。大抵道光以前之盐商，与道光以后之洋商，互不消长，而又过之。盖洋商挟其独有之货币，其力尤雄厚也。（注：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第2卷第1期，1940年。）
　　所论极为透辟。
　　清代嘉庆以后漕政、河政废驰，制度窳坏，大批冗官庸吏营穴其中。道光二十二年，魏源曰：“仰食河工之人，惧河北徙，由地中行，则南河、东河数十百冗员，数百万冗费，数百年巢窟，一朝扫荡，故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訾而不敢议。”（注：魏源：《筹河篇下》，《魏源集》第378-37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黄、淮、运交汇处及至山东临清运道阻塞，使漕船北上淤滞不畅。枯水期或中途阻浅，到处起剥，因人工牵挽，磨河床而行。道光六年，两江总督陶澍主持海运，中经中掇，至道光二十八年江苏一省漕粮实行海运，咸丰三年以后江浙两省漕粮皆由海道抵京。
　　河务废驰，遂至崩决频仍。而清帑空虚，遂不得不仰给盐政，由盐商分年带缴，按引派捐，盐商运营成本因而加重，遂使官盐价格居高不下，销售壅滞，而私盐盛行，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如此恶性循环，使盐商入不敷出，遂至欠逋累累，破家捐产者不可计数。而盐、漕、河“东南三大政”的败窳，直接造成扬州商业金融地位的下降。包世臣曰：
　　予之初至扬也，鹾业尚外强，诸公则耀车马、征逐歌舞，饰游闲，及今中外皆干，诸公攒眉蹙额，殆不可终日。（注：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4《石梦山房诗抄序》，光绪刊《安吴四种》本。）
　　包文写出嘉、道两朝扬州经济丰俭之殊。道光十九年，龚自珍作《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文中极写道光间扬州衰败之象，秋气欲来，草木先凋，追念往昔繁盛，流风遗韵，不无感发。此文犹如东京梦华、武林旧事之类，其意虽欲自作宽解，而一种悲凉，已中人脏腑。文中谓扬州士子从事文艺，“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问者，有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序、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居然嘉庆中故态”，不过是龚氏自慰之辞耳。扬人恭寿《读画舫录书后》，追述了乾嘉扬州承平之况后，叙述道咸间扬州学术不振，叹曰：
　　呜呼！昔所称为丈望者，多借才于异地。而今之生长于其乡者，恒不乏束约好之流，大之为通经博学，小而书画篆刻，以今视昔，未遑多让。特文艺处有馀，而殷富则不足也。余生也晚，友朋中笃志好古而有所不为者，多不能安于其乡。即有困守里门，取二三同志为文酒之会，屈指亦甚不易。况月异而岁不同耶？（注：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读画舫录书后》，光绪六年冶城山馆刊本。）
　　龚自珍以初秋比拟道光间的扬州，而严冬之来亦酷速。翌年，鸦片战争起，英人溯江而上，欲犯扬城，扬州绅民醵金赂之仅免。至咸丰初，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扬州遂蒙战乱，斯文道丧，风流云散。刘寿曾曰：
　　乾、嘉之间，大江南北，文学称极盛。后起诸儒，捞芳承轨，矢音不衰。洎粤寇难作，名城剧郡，波动尘飞。上天荐瘥，衣冠道尽。宿儒抱经以行，博士倚席不讲。拾樵采榀，惶恤其生。盖二百年来，斯文之运一大厄焉。（注：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2《送曾相国移督畿辅序》。）
　　李详感叹曰：
　　句生（王翼凤）以咸丰庚申殉难杭州，其兄西御及季子（杨亮）殉于郡城，孟詹（刘文淇）避兵，以忧死。安吴（包世臣）展转淮北，遇盗惊悸而卒，于是扬州风流文采尽矣。读句生集不能无感也。（注：李详：《窳记》，《国粹学报》第57期“丛谈门”。）
　　扬学中人因战乱而死者甚众。咸丰二年壬子，王寿同守武昌，以身殉难。三年癸丑，太平军陷扬州，罗士琳卒。四年甲寅，刘文淇以忧卒。五年乙卯，刘宝楠卒。
　　入光绪朝后，梅毓欲续纂江藩《汉学师承记》，其《商例》中曰：“此次续纂较江氏为难，江氏所处之时，讲汉学者实不乏人，今则同志寥寥，而书籍零落。非四方有好学之友襄助蒇事，敢信其无脱漏乎？”（注：梅毓：《续汉学师承记商例》，《国粹学报》第2期“撰录门”。）可见其时朴学式微之状。至光绪九年止，扬学中梅毓、刘寿曾、刘恭冕、成孺等相继而殁。扬学遂衰微不振。李详论个中原因曰：
　　光绪以来，唯仪征刘氏，尚守矩知，其馀五县两州，未有奋自树立，毅然以前辈为师者，盖骛于功令文字，冀其速化。为书院院长者，率多巧宦隳官，据为窟穴。其无学术，不知提倡，谬种流传，递扇无已。禄利之途广，苟简之习成，凌夷衰微，遂有今日不绝如线之势。（注：李详：《药裹慵谈》卷3《论扬州学派》，《李审言文集》，第656-6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综上所述，扬学兴起于乾隆中叶，受吴、皖二派影响，至嘉庆间融会贯通，形成通学的特色。道咸而下为扬学守成时期，能维系朴学传统不坠。扬州学派式微与清代嘉道而下的*、社会的全面衰败及由此导致的扬州地位的衰落有关。 

（资料来源：《史林》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