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书籍虽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著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为凸显。倘若从宽泛的汉学范畴来说，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之象。即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大致说来，乾隆年间的重要学者惠栋、戴震、钱大昕、江声、卢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据，多注重开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等人也偏重考据和专精。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次，嘉道年间，汉学群体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学术主流，焦循、阮元尤为其中代表。再则，自嘉庆初年以后，士人的经世意识迅速传播，在学术上兼顾或讲求经世致用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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