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成果中，杨齐福著《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是颇有特色的一种。

该著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其特点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说，已有成果“大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与现象的分析，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文化是社会的灵魂”，“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然地与近代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所以作者的意图是要把科举制度的衰亡放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中，考察科举制度的变革消亡和近代文化对科举制度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追求，作者设计了纵横交叉的著作架构：首先探讨近代社会转型与科举制度危机，接着论述近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废除。这两章内容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进行纵向分析，给读者一个宏观的历史场景感受，并托出科举与文化这个主命题。其后是对这个主命题的阐述，作者分别设计了如下三个子命题：“传教士与近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新观念的生成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还有“近代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终结”。最后在余论中总结观点，深化结论。

一般来讲，现在再来分析科举制度的废除过程，可谓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努力，要想写出精彩的东西并不容易。而该著对近代科举制度衰落过程的分析，仍然有让人眼亮之处。著作分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各历史阶段科举制度的改革举措，从中读者可以看出近代各种改革思潮对科举制度的影响，从而科举制度在近代艰难变革、勉强前行、最终难免覆亡的过程。在评述了鸦片战争后经世派的改革主张、太平天国具有农民革命特色的取士制度、洋务派对西学的肯定之后，说到了20世纪末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论当然是应该谈到的内容，但是著作把“开经济特科”作为促使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最后一个因素，表现了作者的史识。著作一方面说明了戊戌时期经济特科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指出经济特科的设立“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反叛”，对经济特科在科举衰亡过程中的作用做出了适当定位。从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纵向历史逻辑来看，科举制度在近代走向衰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纵向分析固然可以产生历史感，但不足以说明白“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这样一个命题。因此，对科举制度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过程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内容了，作者正是这样构思的。

将传教士与近代科举制度的废除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前人较少着意之处；而恰恰是这一点，体现了在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科举制度走向衰亡的时代特色。因此这一章内容的设计，展现了作者的学术想象力和历史分析能力。首先作者评述传教士对科举教育的批判和对科举制度的反思，指出其进步性；又说明传教士们很少触及西方-学说，并没有宣扬西方选举制，对待科举的态度是暧昧的，这是其局限。后一部分评介传教士在华活动对科举改革的影响，通过考察传教士的教育活动，说明教会教育在教育对象、内容、目标、方式和体制等方面都形成了“挑战和示范效应”，这一概括可谓中肯；同时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典型，证明了本章论题：传教士的活动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解体。

第二个横向分析的子命题是以新观念的生成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作为视角的。“观念”是一个极有文化意味而又较难把握的概念。如何以“观念”来说明“文化”？作者选取了最能体现近代文化变迁的四个方面：人才观、教育观、文化心态的转换和学术风尚的转移，这四方面都是能够充分体现教育和选士标准的因素。不论是教育还是选士，都是以造就和选拔优秀“人才”为目的。造就“通儒”型人才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近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对“专”的要求则更为突出，因此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对人才的要求自然呈现由“通”向“专”的转变。与此同时，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观在近代日益没落，传统教育出现危机；先是传教士、后有留日学生成为西方教育观念的传播主体。近代中国人在批判传统教育观的过程中形成了近代新教育观。

第三、第四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化心态的转换和学术风尚的转移，以及它们对科举制度的冲击。这两个方面可以认为是著作中较为精彩的一部分。

何以定义“文化心态”？作者认为知识结构的新取向、价值观念的新变动和社会角色的新定位最能够反映近代中国人文化心态的转化，这个概括选择是十分具有典型性的。知识结构的转变实质上是从经史子集走向近代分科设学模式；价值观念的转化主要表现在读书入仕观念逐渐消解；相伴随的是社会角色观中四民社会的瓦解和近代职业观的形成。

而学术风尚的转移也典型地表现了它作为近代文化之重要一份子，与科举制度衰亡相随相伴的过程。通过考察经世之学、经古之学与八股之学的抗衡过程，说明二者在近代都对科举制度带来相当的冲击，最后作者看到了近代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型与学术话语的革命”。

这几个问题应该说都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说明中国人文化心态和学术风尚的近代化，说明科举制度在此冲击下必然走向衰亡的逻辑合理性，从而考察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之纠葛，不能不说巧妙而合理。

给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击当然是近代新教育完成的，所以作者以“近代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终结”为题，分别讲述新式学校产生与科举制度的“斗争”，书院改革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剥离”，留学教育对科举制度的“瓦解”，水到渠成地完成了科举制度衰亡的论述。本章开篇先讲新式学校，第一个论点是“打入科举制度的楔子——同文馆”，尤其是1866年算学馆的添设，“奏响了科举改革的前奏曲”，这样的定位不禁让人眼前一亮。还有对京师大学堂和洋务学堂的比较，以及此后癸卯学制的设立，使新教育制度合法化，最终完成了近代教育体系的制度化改造。

历史研究不是简单的价值评判问题，因此作者在余论部分对于科举制度分出的评论就力求谨慎客观。作者从制度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探讨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带来的影响。比如作者指出，社会精英分子游离于政权之外，造成强大的-压力，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也使清王朝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力量源泉，削弱了整合驾驭的有效机制，使统统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再比如论述科举制度参与存在的必然性和负面影响，指出这是“后科举社会的一种应急反映”，但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文化力量，它已经潜入后人的意识深处，值得当代中国人警醒。

总而言之，整部著作让人读来有渐入佳境之感。著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提醒我们考察制度本身的逻辑，因为制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科举制度的产生、衰亡当然不会例外。尤其还可以思考的是：科举衰亡之后，中国的选士制度走向了何方？研究制度变迁不仅需要回望，更需要前瞻。北洋乃至国民政府时期对选士制度的改造，恐怕可以给我们提供对科举制度更为可观的历史评价，当然这是后话，只是就此而言，对科举制度衰亡的研究还有空间可以一探究竟。著作更让我们思考制度与文化的关联，这是一方广阔的天空，有待后来学者去探索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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