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割让以前，已于1841年1月被英人侵占，1842年被割让以后，人口随之大增，大批外国人进入香港，使香港很快成为欧化的城市。这里是欧美传教士来华集散之地。原设在马六甲的伦敦会将基地移至这里，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竞相成立，如皇后道浸信会（1842年）、街市浸信会（1843年）、西人联合教堂（1845年）、圣约翰堂（1849年）、长洲浸信会（1860年）、福汉会、巴勉会（礼贤会前身）、巴色会（崇真会前身）、巴陵会（信义会前身），等等。一批先前活跃于南洋的欧美传教士，郭实腊、叔未士、罗孝全、布朗、裨治文、合信、雒魏林、美魏茶、雅裨理、文惠廉、娄理华、高民，或在此久居，或在此暂停，然后转赴他处。

　　香港的教育事业在1842年以后发展迅速。先前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迁到这里，设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也迁来续办。此外还有宏艺书塾，1842年由美国传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创办；浸信会女校，1843年由叔未士夫人创办；公理学校，1843年由美部会创办；圣保罗书院，1843年由圣公会创办；英华女学，1846年由伦敦会创办；公理会女校，1853年美部会创办；拔萃女学，1860年由圣公会创办。皇家书院，由香港政府资助创办，至1859年已有学生937人，冠于全港。

　　传教士出版事业亦向香港迁移。著名的《中国丛报》于1844年一度迁港。马六甲印刷所随英华书院迁港后不断发展。1843年8月至9月，各派传教士汇集香港，开会讨论《圣经》的翻译、修订问题，对香港日后成为中文《圣经》的重要印刷基地有着重要影响。从1843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香港共出版中文书刊60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7种，如《复活要旨》、《新约全书注释》等，占出版物总数61．7％；属于学校教科书、字典、年鉴、杂志和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刊有23种，占38．3％。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也是西方传教士活动基地之一。他们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公开或隐蔽地在这里印刷宣传品，吸收信徒。揭开晚清西学东渐序幕的马礼逊东来以后，便长期在这里活动，著名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是在这里创办的。鸦片战争以后，广州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虽然这里的人民一再抵制“番鬼”入城，但传教士还是加速了活动。设在十三行的博济医院，即新豆栏医局，门庭若市，成为传教士扩大西方文化影响的重要场所。184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来到这里，在金利埠创办惠爱医院，一批先前已经入教、粗通医学的人，梁发、梁柱臣、卢挺善、周勤堂等人供职其中。同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办起学校和赠医所。185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在广州开办男子日校，三年后又开女子日校、寄宿学塾各一所。这是广州新式教育之始。

　　自1843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广州共出版中文书籍、刊物42种，其中29种为宗教宣传品，诸如《耶稣钉十字架论》、《马太福音传注释》、《圣书择锦》、《使徒行传注释》等，占总数69％。另外13种为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科学读物，占总数31％。

　　福州于1844年7月3日开埠。早期来此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多是美国传教士。最早在福州开设教会学校、出版书籍的是美国传教士柯林、麦利和、卢公明。柯林（Judson Dwight Collins）于1846年奉派来华，9月6日到达福州，1848年2月，他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1851年离开福州，同年回国。麦利和（Robert Samue1 Maclay）于1848年来华，1850年与其妻在福州创办女学，1856年再办男塾，招收寄宿生。1859年创办毓英女校，系一所圣经学校。1872年奉调往日本，开辟美以美会在日本传教事业。1881年再回福州，创办鹤龄英华书院，1887年返回美国。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于1850年来华，1853年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翌年，其妻又办女童寄宿学校。这两所学校日后发展成为福州格致书院和文山女塾。卢公明在华大部分时间在福州度过，1878年返美。从1853年到1858年，卢公明在福州出版各种书籍25种，是早期福州传教士中出版物最多的一位。所出各书，大部分是宣传基督教义、劝人入教的，也有一些与天文、地理、经济、社会、道德有关，如《天文问答》、《中外问答》、《生意人事广益法》等。

　　早期在福州活动的传教士，还有美国传教士弼利民（Lyman birt Peet）、摩怜（Ca1eb Cook Baldwin)、保灵（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英国传教士温敦（WilliamWel－ton)，他们或传教，或施医，或办学。

　　1860年以前，传教士在福州出版各种读物凡42种，其中宗教读物26种，占61．9％；天文、地理、风俗之类16种，占38．1％。

　　厦门于1843年11月2日开埠。开埠以前，雅裨理、文惠廉等传教士已到这里活动过。这两位第一批来华的美国传教士，1830年到达广州，然后在南洋传教，学得一口纯熟的福建话。鸦片战争中，英军于1841年8月占领厦门，第二年2月24日，雅裨理与文惠廉到达厦门对海的鼓浪屿，随后建立据点，前往厦门等地活动。1843年，雅定居厦门，文因故回国，后到上海活动。1844年，雅裨理与福建布政使徐继畬有多次接触，对徐产生重要影响。年底，因健康不佳，离开厦门回国。

　　较雅、文稍后来厦门活动的，是著名的美国传教医师高民（William Henry Cum－ming)。他于1842年受派来华，先在澳门、香港，后转赴厦门，6月7日抵达鼓浪屿。不久，他在雅裨理寓所开设一家医馆，为当地华人施医赠药。1844年1月，他在厦门正式开了一家医院，并获得医药传道会资助。1847年，因健康问题经澳门回国。高民在厦门，除了为人看病，与当地官员、知识分子也有所接触。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一书中曾提到他，说他熟悉世界情况，对瑞士了如指掌。

　　早期在厦门活动的传教士，还有美国的罗啻（Elihu Doty）、宾威廉（William Cha1mers Burns)，英国的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与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兄弟。这些人的活动以传教为主，在西学传播方面无太大建树。亚历山大的情况稍有不同，除了传教，在出版、教育方面也有些作为。1850年他在厦门设立英华书院，免费招收学生，为最早在厦门办学的传教士之一。

　　1860年以前，传教士在厦门出版书籍凡13种，在开放五口中最少，其内容全属宗教方面。

　　宁波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最早到宁波活动的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玛高温（Daniel Jermore MacGown)。他于1843年2月底到达香港，旋赴舟山、宁波。他租得宁波北门外平房几间，开办诊所，为人看病。后来移居上海。1847年6月，与玛高温属同一教会的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奉派来到宁波，将玛高温设在北门外的传教站，迁至西门虹桥头附近，继续进行活动。

　　教会学校在开埠初期的宁波已有设立。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ay)从南洋来到宁波，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课程有国文、算术、缝纫、刺绣、英文，当然还有圣经课。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女学开办之初，家长皆受传统观念束缚，不愿让女孩入学。后经爱尔德赛反复动员，施衣施药，晓之以义，诱之以利，方始有人前来。一年以后，学生增至15名。到1852年，发展到40名。1857年，爱尔德赛因健康不佳，移居澳洲，后死在那里。

　　继爱尔德赛创办女学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名叫崇信义塾。该校中英文并重，参用宁波话授课。1847年，长老会又创办一所女塾，爱尔德赛所办女学后来被归并于此。在办学过程中，麦嘉缔、丁韪良等做了不少工作，倪维思夫妇出力甚多。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1854年偕妻到达宁波，从事教育工作，1861年赴山东登州。他们在宁波7年，所办男女寄宿学校，据说颇有起色。

　　开埠以后的十几年中，宁波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版方面。

　　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华”指中国；“花”指花旗国，即美国，同年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1860年迁沪以后易名美华书馆。许多书中称此印刷所为“花华圣经书房”。笔者所见此印刷所出版之书，署名“华花圣经书房”，英文名称顺序亦为中、美。

　　华花圣经书房业务由出版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先后由柯理（Richard Cole）、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歌德（Moses Stanley Coulter)和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负责。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所用铅字字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英国传教士戴尔早年在新加坡印刷所制造，共1845副字模冲头；二为柯理在宁波自制。在1840年以前，活字铅印汉字技术，已开始在南洋的印刷所中使用，宁波的传教士又对此加以改进，使得印刷品质优、价廉、速度快。根据华花圣经书房的工作报告，1845年至1859年印刷情况可列为如下表格：　 （附图）

　　如果将缺少统计的1851、1852年与1856年，按照从1846年到1859年正常年份平均印刷页数计算，则此三年平均每年可印3696834．5页，这样，在总共14年零3个月中，华花圣经书房共印51762283页。如果将缺少册数统计的年份，按有确切统计年份的平均数计算，则14年中共出书1217767册（不含1845年）。这个印刷数量，无论是册数，还是页数，都是除上海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无法比拟的。

　　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西书，确切可考的有106种（其中1种在华花圣经书房建立以前已出版），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86种，占总数81％，属于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20种，占总数19％。

　　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同年在上海登记居住的外国人已有26名，到1860年，单英、美租界，已有外国人569名。

　　开埠以后，最早来沪的传教士是伦敦会的麦都思（Wa1ter Henry Medhurst)和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他们于1843年底到达上海，麦都思开办了墨海书馆，雒魏林开办了仁济医院，都对上海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一大批欧美传教士络绎而来，上海逐渐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心和西学传播中心。

　　1860年以前，上海在西学传播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墨海书馆。麦都思是书馆创始人，首任监督，也是主要撰稿人。开头三年，即1844年至1846年，书馆共出版书籍17种，其中16种是他编写的。1846年底到1848年，有一批传教士从各地来到上海，至少有11名与墨海书馆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其中，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都与麦都思同属伦敦会，这批人成了麦的有力助手。伟烈亚力于1847年8月26日抵达上海，是伦敦会专门派来协助管理墨海书馆的。在其后几年中，他不但协助麦都思出版《圣经》，而且与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一起，翻译出版了诸如《续几何原本》、《谈天》等一批科学著作。他是墨海书馆传播西方科学的关键人物。慕维廉与伟烈亚力同时到达上海，是伦敦会在上海时间最长、产品最多的人物。他在华首尾53年，截止1864年，已出版中文读物39种、英文读物3种。其中《地理全志》、《大英国志》都是各有300多页、在中国知识界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艾约瑟是1848年9月2日到达上海的，先是协助麦都思编些宗教宣传品，并管理图书，1856年麦氏离任回国后，他继任墨海书馆监理。所出书籍除了《耶稣教略》等纯宗教读物，也有《重学》这样的科学译著。

　　墨海书馆的翻译人员，除了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方传教士，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诸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与西人合译西书，西人讲出大意，他们笔录，润色。

　　墨海书馆的印刷设备，由麦都思从南洋带来，使用中文活字，并以机械印刷，用牛拉转。1860年美华书馆在上海立足以后，墨海书馆在上海的出版中心位置，逐渐被美华书馆取代。

　　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上海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138种，占总数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33种，占总数19．3％。 （附图）

　　二

　　从1843年至1860年，香港与开放五口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书籍329种，占总数75．8％，科学和其他书籍仅105种，占24．2％。下面对后者作些分析。

　　非宗教西书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数学方面有《算法全书》、《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

　　《算法全书》，1852年在香港出版，凡38页。编者蒙克利（Edward T．R．Moncriff），英国传教士。1849年奉派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高级教师，1852年回英。《算法全书》是他任教圣保罗书院时所编教科书，基本内容为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书末附有习题答案。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

　　《数学启蒙》，1853年由墨海书馆出版，2卷127页。介绍的是初等数学知识。第一卷述数目、加法、减法、乘法、除法、通分、约分、小数的加减乘除、循环小数；第二卷述比例、乘方、开平方、开立方、对数、对数表以及这些算法的简捷方法。第一卷内容，在康熙时所编的《数理精蕴》中多已述及，第二卷内容则多为《数理精蕴》所未载。书中尚未将阿拉伯数码1、2、3……之类直接用于算式，而是沿用中国正字，即一、二、三……。书中也未将+、-、×、÷等运算符号引入，其运算竖式只能通过结果才能看出属何种运算。此书问世以后，被认为是学习数学的最好入门书。王韬自述，1860年，他想了解西方数学，曾向龚孝拱借阅此书，作为入门阶梯。许多学校将此书采为教科书，湖南有翻刻本，上海书商缩印为《西算入门》。

　　《续几何原本》，1857年在上海出版，凡401页，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在明末译出，故此书以“续”名之。此书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据英译本译出。书稿译出以后，由松江人韩应陛出资木刻印行，尚未印毕，雕版毁于兵燹。李善兰面见两江总督曾国藩，极言此书学术价值，曾国藩于是取前6卷与后9卷并为一体，重校付梓，时为1865年。这部古希腊数学名著，经中外协力，官儒合作，历250年，至此才完整传入中国。

　　《几何原本》全译本问世以后，自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欢迎与好评。王韬得书以后，连夜展阅，并持赠友人，予以推荐。他对于续译此书的伟、李二人，给予很高的评价<%《王韬日记》，第69页。%>。

　　《代数学》，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凡208页，分13卷，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系英国数学家棣么甘（Augustus Demorgan)所著，名《代数初步》，1835年出版。内容为关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级数和对数的应用等初等代数问题。译本按照中国的数学传统和用语，将西方的运算符号加以改变，比如“+”、“-”号用“⊥”、“┬”代替；X、Y等变量符号用“天”、“地”等代替；已知数符号a、b用甲、乙代替；阿拉伯数字1、2、3……仍用中文一、二、三……表示。译本对西方有些运算符号也未加转换地直接引入，如×、÷、＝、■、∵、∴、∞等等。此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

　　《代微积拾级》，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凡298页，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ias Loomis)所撰，名《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1850年出版，分18卷，1至9卷述代数、几何，10至16卷述微分学，17、18卷述积分学。这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在翻译此书时，创立了许多译名，如系数、函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微分、积分等，被中国数学界直沿用下来。

　　物理学方面有两部译作，《重学浅说》与《重学》。

　　《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1858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凡14页，所据译本是一本英文的普通力学。首述“重学原始”，介绍力学之由来，力学的分类，诸如动力学、静力学、流体力学、气体力学等，然后依次介绍重学总论、杠杆、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最后总论重学之理，说明重学与地球、重学与摄力（今称引力）的关系，研究和掌握重学原理的意义。

　　这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书，许多内容在西学传播史上有重要价值。书中述及了西方力学史上大部分重要科学家及其学说，诸如古希腊著名物理学家亚奇默德（今译阿基米得），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离略（今译伽利略），研究两物相撞之理的英国科学家瓦利斯，研究时钟摆线之理的荷兰科学家海根斯，研究虹吸问题的意大利科学家多利遮里，奠定古典力学基础的著名科学家奈端（今译牛顿），蒸汽机发明者、英国科学家瓦得（今译瓦特），等等。此书在西方力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重学》，1859年出版，226页，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英国胡威立（W．Whewell)所著，内容包括刚体力学、流体力学、动力和运动学等。《重学》为原书部分内容，大约在1855年译毕。这是近代介绍进中国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西方力学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深切著明，实为善本”。出版后，南京在1865年重刻，坊间有多种翻印本。

　　天文学译作有三部，《天文略论》、《天文问答》与《谈天》。

　　《天文略论》与《天文问答》均出版于1849年，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两部著作。

　　《天文略论》为合信所著，在广州出版，凡25页。全书分26论，包括地球论、昼夜论、行星论、日离地远近论、日体圆转论、各国土地人物不同论、四大洲论、万国人民论、地球亦行星论、潮泛随月论、水星论、金星论、火星论、彗星论等。这部书的问世，在近代西方天文学输入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一，全面、及时地介绍了19世纪40年代以前西方天文学的成果。举凡行星论、潮汐论、恒星（经星）论、彗星论等，全部被明确而通俗地介绍进来。聂段星（Neptune），即海王星，是1846年由法国勒威耶与英国亚当斯根据天体力学理论同时算出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然后由德国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测加以证实的。合信在书中对此已经谈及：“现在有星士，新窥一行星，比此星（按指天王星）为尤大，名曰聂段星，直径一百五十万里，大于地球二百五十倍，每一百六十六年圜日一周”。合信著书之时，距此星发现仅三年，可见，他对西方天文学现状颇为了解，介绍相当及时。

　　第二，客观地介绍了伽利略学说。在西方科学史上，伽利略以科学的观测，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地动说，与当时基督教所信奉的地心说尖锐对立。他为此而受到罗马教廷的判罪管制。对于哥白尼、伽利略的学说，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一般予以回避，只有很晚来华的蒋友仁等才有所介绍。对此，合信在书中不但多次述及伽利略等人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而且对教廷惩处伽利略事亦不加回护<%合信：《天文略论·地球亦行星论》。%>。

　　第三，在介绍西方科学时，能针对中国陈说。在介绍近代太阳系学说时，书中写道：“天文之学，由来久矣，然古人皆谓天圆地方。”此“古人”当包括中国人，“天圆地方”明显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介绍彗星时，书中写道：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前古未知其理，众以为有水旱刀兵之兆，其实皆有轨道循环，了不关乎人事兴衰之理”。这显然是针对中国迷信而言的。此外，讲月亮时，一边阐明月球为何物，一边指出，所谓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均实无其事。

　　《天文问答》，为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Patton Happer)所著，在宁波出版，凡36页。书中取问答体，分22回，每回包括一二十个问题。涉及的内容有大地之形、地球图、地圆凭据、地是行星、月体形状、月蚀日蚀、七色天虹成因、雨、露、风、行星、彗星、恒星、太阳引力、地球引力、万有引力，等等。书中不但介绍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普通常识，而且介绍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地理学、物理学范围的内容。所述关于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日蚀月蚀缘由、风雨成因、彗星知识，等等，不但对中国知识界，而且对一般社会，均有一定启蒙意义。

　　此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全面介绍进中国，始于1859年在上海出版的《谈天》。事实上，《天文略论》与《天文问答》均较《谈天》早十年问世。看来，西方近代天文知识全面输入中国的历史，至少上移十年。

　　当然，天文学方面最著名的译作应推《谈天》。此书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凡18卷，361页，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直译为《天文学纲要》，系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的名著。书中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都有所述及。此书是继1849年《天文略论》、《天文问答》之后，传入中国的第三部天文学著作，其中多数问题，在前二书中均已有所述及，诸如太阳系、万有引力、彗星等，有些译名不同，如恒星在《天文略论》中作“经星”，吸引力在《天文问答》中作“相引粘合力”。《谈天》之于《天文问答》，一如大家闺秀之于小家碧玉。《谈天》是自成系统的学术著作，它对于那些已粗知西学、又想深入钻研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作用远非一般普及读物所能替代。

　　译者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在书前各有一篇序言。两位学者，分属东西，虽同译一书，但关注目标不同。伟烈亚力以其对西方文化的系统了解，如数家珍地介绍西方天文学说从古到今的变化轨迹，从托勒密地心体系，到第谷学说，再到哥白尼日心体系。伟氏也略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说的主要流派，即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然后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准确地指出，中国天文学“测器未精，得数不密，此其缺陷也”。这一见解，正是日后中国科技史家所公认的。李善兰在序言中，要言不繁地介绍了哥白尼、刻卜勒、牛顿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说明行星轨道为椭圆而非平圆、万有引力等学说的科学性，体现了他渊博的西学素养。他还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科学不加考究、妄加议论的态度。哥白尼学说自明末清初陆续传入，西人蒋友仁在乾隆年间明晰而准确地予以介绍。但是，中国士大夫听之者众，信之者少，有的人毫无根据地加以攻击和嘲讽。一代名儒阮元为其典型。阮元在为《畴人传》作序时说，哥白尼的地动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李善兰在序言中，未指名地列举了阮元的谬说，对阮的固执、无知，予以严肃而有力地批驳，指出这些人是“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阮元是乾隆年间名儒，是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官僚，位至体仁阁大学士，李善兰敢于严厉批评这位大儒名宦，且批评时距阮元去世刚刚十年，这体现了作为科学家的李善兰只信真理、不信权威的执著精神，也折射出西学输入以后对中学冲击的激烈程度。

　　《谈天》出版15年后，1874年，徐建寅将到1871年为止的西方天文学最新成就补充进去，由江南制造局增订出版。

　　《谈天》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梁启超认为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因此对《谈天》这样的书“不可不急读”。他认为此书博大精深，译笔雅洁，亦为群书中所罕见。作为译者，李善兰本人对《谈天》之译极为自负。他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王韬日记》，第109页。“李尚之”疑为李振之，即李之藻；“梅定九”即梅文鼎%>

　　地理学、地质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译作有《地球图说》、《地理全志》、《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和《大英国志》。

　　《地球图说》，祎理哲编，1848年出版，凡53页，前3页为各国国旗图样。8年后，1856年，扩为114页，重新出版，易名《地球说略》。这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介绍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风俗和其他特点，图文结合，扼要可读。《地球图说》是西人言西事的地理著作，准确性较高，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初刊本凡34处。

　　《地理全志》，慕维廉编，分上下两卷，365页，1853年到1854年由墨海书馆出版。上卷分5册，主要为-地理，资料取自澳门出版的《地理备览》、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米勒尔的英文著作《地理全志》；下卷分15册，主要为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取材于孙默维女士的《地文学》、米勒尔的《地文图册》和雷达的《地质天文学大纲》。具体内容有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论、海洋论等，有些内容曾在《-丛谈》上刊载过。此书后来曾由美华书馆重印。在介绍世界各国形势时，《地理全志》较之他书，有一明显的特点，即述沿革比较简略，述风土民情较为详细。

　　1859年，英国传教士俾士（George Pierce)参照《地理全志》，编成《地理略论》，在广州出版。

　　《地理新志》，1855年在香港出版，凡19页。编者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国传教士，1848年5月奉派到香港，以后主要在香港、广州一带传教。此书是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关于地球的理论，东西两半球图，西班牙、葡萄牙的地图，最后是一幅蒸汽机图。

　　《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46年在广州出版，75页，系裨治文在其原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基础上修订而成。全书分27节，历述美国疆域、早期历史、独立过程、土著居民、人口、自然风光、物产、农业、工业、商业、政府、法律、宗教、语言、文学、教育、风俗、国防等，这是鸦片战争前后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中文著作，对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美国、了解世界有重要参考价值。梁廷楠写《合省国说》，主要参考资料便是此书。魏原作《海国图志》，其美国部分，也主要取自此书。此书在1862年重版，易名《联邦志略》。

　　《大英国志》，凡322页，分8卷，慕维廉翻译，寓居上海的宝山人蒋敦复润色，墨海书馆1856年出版。原书为英国学者托马斯·米纳尔所著。第1卷至第7卷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历史，从开国记原、英降罗马，直到维多利亚王朝，第8卷介绍英国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概况，包括-制度、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军事、农商、地理，等等。慕维廉在所撰“例言”中，特别介绍了当时还不太为中国人所知的世界各国政体情况：“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无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敦（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慕维廉：《大英国志》，墨海书馆1856年版，凡例，第1页。%>

　　上述地理、历史著作中，不但在中国知识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有好几部传到了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门户初开，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这些已经译成中文的西书，大受通晓中文而不通西文的日本学者欢迎。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传到日本以后，被视为了解世界地理的最好读本；祎理哲的《地球说略》传入日本后，被许多学校选用为世界地理教科书；裨治文的《联邦志略》传入日本后，成为日本人了解美国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博物学、植物学方面有《博物新编》与《植物学》。

　　《博物新编》为合信所著，1855年在广州出版，凡132页，共分3集。第1集相当于物理学；第2集是前文已述的《天文论略》，相当于天文学；第3集为《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第2集内容前文已述，现将1、3集内容简介一下。

　　第1集含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电气论5篇。地气论依次介绍空气、气机桶、风雨针、寒暑针、风、养（氧）气、淡（氮）气、炭、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轻气球、物质物性等节。第一次将物质不灭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西方近代天文、物理学说知识介绍进中国。《热论》一节介绍热的种类、热的产生、热的性能、热的利用、蒸汽机、轮船、火车等原理。《水质论》介绍水的成分、水的性能、水的化合与分解、浮力、比重、潜水器、却水衣、海水、山水等。《光论》介绍光源种类、光的性质、光的分解、海市蜃楼成因、日晕、月晕、虹霓、光的速度、光的直射、折射、磷光等。述及磷光时，特别指出，磷光为磷夜间自焚之光，华人谓为“鬼火”，其实并无鬼的存在。《电气论》介绍阳电、阴电、电的性质、摩擦生电、电的传递、电铃、电缆、电报、电磁铁、雷电原理、避雷针等。

　　此外，第1集在好几处谈到化学元素问题，指出“天下之物，元质五十有六，万类皆由之以生，造之不竭，化之不灭”。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将化学元素知识介绍进中国。书中对某些化学元素的译名，如养、轻、淡气，为日后徐寿、傅兰雅翻译时所沿用。

　　第3集为《鸟兽略论》，内分猴论、象论、犀论、虎类论、豹论、犬类论、熊罴论、马论、骆驼论、胎生鱼论（鲸）、鹰类论、无翼禽论和涉水鸟等。书中介绍了当时西方动物学界研究情况，如所知昆虫禽兽等各类动物凡30万种；介绍了动物分类方法，脊骨之属下分胎生、卵生、鱼类、介类，胎生动物又分八族，等等。

　　《博物新编》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多方面，是内容相当丰富的科学读物。所述很多具体知识，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都是第一。此书问世以后，受到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都认真读过此书，所受启发很多。徐寿曾按照书中所述方法，进行摩擦生电试验。他在安庆内军械所负责仿造新式轮船时，曾反复研究书中关于蒸汽机的文字与图样，然后进行仿制，历时三月，终于造出轮船所需蒸汽机小样。

　　《植物学》由墨海书馆在1859年出版，凡101页，插图约200幅，共8卷。前7卷由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第8卷因韦廉臣回国，改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y）所著《植物学基础》。卷一为总论，述植物研究意义、植物与动物异同、植物的地理分布；卷二“论内体”，述植物组织结构；卷三至卷六“论外体”，述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等器官的构造及其生理功能；卷七、卷八述植物分类方法。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此书是中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此书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植物学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汪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1期；罗桂环《我国早期的两本植物学译著——〈植物学〉和〈植物图说〉及其术语》，《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许多学科专用名词由此确立，如“植物学”、“细胞”、“子房”、“科”等。

　　中国古代也有对植物的研究，《本草纲目》等为其著者，但那主要以识别植物种类、明其实用价值为宗旨，属实用性质范畴，与近代意义上的普通植物学差别很大。普通植物学是文艺复兴以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显微镜的发明和使用，对植物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植物学界认为，自韦、李《植物学》问世，近代西方普通植物学才算传入中国。

　　《植物学》问世以后，颇受学术界好评。时人认为这是了解西方植物学的最好入门书。此书出版以后不久传到日本。1867年，日本已出版了此书的3册日译注释本，1875年，又有阿部弘国的《植物学和解》和田原陶猗的《植物学抄译》两种日译本。在日本植物学界，此书日译本被视为近代植物学史上重要文献。

　　医学方面的西书有4部，《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均为伦敦会传教医师合信所著。《全体新论》在广州出版，其余三书在上海出版。

　　《全体新论》，1851年出版，凡99页。这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全书分3卷39章，《全体新论》将人体的主要器官和系统，包括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全部作了介绍。书中附有各种人体解剖图。

　　对于人体结构，对于西医基本知识，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在《泰西人生说概》中曾加以介绍，对中国医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但毕竟限于少数知医人士，于一般社会没有太大影响，于中医体系也没有太大冲击。这一次西医知识输入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不但在各通商口岸已有西医医局、诊所设立，前往就医觅药的中国人成千上万，而且从此以后，西医在中国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起而与中医抗衡。且有取而代之之势。这种发展态势，规定了在近代早期合信介绍西医知识的重要历史地位。

　　《全体新论》出版以后，很受广州人的欢迎，两广总督叶名琛取《全体新论》书中插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布。此书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三书，由合信撰稿，中国学者管嗣复润色。合信自叙三书著述缘起为：“皆发明《全体新论》，以广其用”（合信：《内科新说·序》，《内科新说》卷首，上海1858年版。）。

　　《西医略论》，1857年出版，凡194页，3卷。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论方药。上卷有篇《中西医学论》，是近代西人比较中西医优劣的最早文献。合信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有两大方面原因。第一，西医必经受正规教育、严格训练，备受社会尊重，中医则不然，“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一也”。第二，西医重视解剖学，注重对身体各器官组织的科学研究，中医则不然；“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精之故二也”。合信在书中批评了西药宜于西人不宜于中国人的说法。当时有人认为西药多用金石，药性酷烈，不若中药多用草木。这实际是一种抵制西药的说法。合信认为，“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

　　《妇婴新说》，1858年出版，凡73页，是关于妇科、儿科的医书。《内科新说》，1858年出版，凡117页，二卷。上卷专论病症，总论病理及治法，诸如饮食消化论、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等，下卷备载方剂药品，分东西本草录要、药剂与药品等。

　　合信的这4部医书，加上《博物新编》，后被人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流传极广，是晚清最有影响的西医著作。严格地说，《博物新编》不应算医书，绝大部分与医学无关。

　　除了上述西书，香港、广州、上海等六个城市在1860年以前，还出版了一批年鉴、历书、报刊、词典和其他工具书。诸如：

　　《华番和合通书》，系中西对照的年鉴，从1843年开始，至1853年，连续出版11年，先后在香港、广州、澳门出版。美国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等人编撰。每年篇幅不等，长则90多页，短仅20余页。所含内容，有中西历对照、中西-、经济、社会、宗教方面大事，中国与英、美、法等国所订条约亦刊载其上。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此书在中国通商口岸流通，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

　　《平安通书》，麦嘉缔著，从1850年到1853年，在宁波出版，年出1册，凡4册，每册三四十页。主要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常识，诸如太阳系知识、日晷图说、日月蚀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时刻论、潮汛随日月图说、西洋历法缘起、镇海潮汛时刻表。每年日月蚀、节气、潮汛皆有不同，故每年都要修订。宁波、镇海一带多渔民，潮汛对渔民关系重大，这大概是取名《平安通书》的缘由。值得指出的是，麦嘉缔编撰此书，因每年都要修订，所以，他特别注意将世界上关于天文、地理的新发现、新学说补充进去。

　　1852年以前的《平安通书》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11段。《海国图志》卷100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全由《平安通书》内容构成。

　　《中西通书》，是包含科学、宗教等多种内容的年鉴，自1852年起，年出1册，在上海出版，1863年以后移往天津、北京出版。页数多少不等，一般为30多页。编者有艾约瑟、庞应台和伟烈亚力。内容有中西日历对照，日食、月食表，世界各地24种时间对照表，中国阴历节气表，各年世界要事，科学发明，有时插入一些宣传宗教的文章，有时插入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图文。例如，1853年的一本，就有对太阳系、光学、星云、行星等方面科学知识的介绍。《中西通书》颇受中国知识分子重视。

　　《航海金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编，1853年在宁波出版，凡35页，主要介绍海上台风知识。内有大幅插图，指示台风在中国海上流向。

　　《指南针》，英国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1800—1876）编，凡7页，1849年出版，这是专为海员编的关于使用指南针的说明书。

　　《遐迩贯珍》月刊，由马礼逊教育协会资助在香港出版，每期12页至24页，1853年9月3日创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先后由麦都思、奚礼尔和理雅各负责，实际事务主要由中国学者黄胜负责。其第1号所载发刊辞揭明此刊的宗旨是沟通信息，促进中外联系。《遐迩贯珍》内容包括科学、地理、-、天文、历法、医学、商务、新闻、宗教等方面。《遐迩贯珍》每期印刷3000册，远销内地各省，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工商士庶，都有它的读者。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曾将他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作为了解西学的知识读物借给他的知识界朋友。

　　《-丛谈》月刊，1857年1月26日在上海创刊，伟烈亚力主编，第二年出至第13号停刊，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上海进出口货单等。作者除了伟烈亚力，还有艾约瑟、韦廉臣、慕维廉等。这份杂志虽是传教士所办，但综合13期内容来看，主要部分并不是宗教内容，大量的是科学知识。慕维廉连载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艾约瑟所述多关西方文化、风俗，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古罗马风俗礼教》、《西国文具》、《百拉多传》、《和马传》等。此外，有3位上海学者也有文章在此杂志上发表。蒋敦复的《海外异人传该撤（今译恺撒）》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恺撒传记；韩应陛的《用强说》，王利宾即王韬的《反用强说》，都是近代知识分子最早在杂志上发表的时论文章。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理雅各编，1856年出版，为理雅各执教于英华书院时所编的教科书，凡55页，分200课，内容分为人类、国政、贸易、居住、饮食等24类，中英文对照。1859年删削英文，只留中文，在广州重版。1864年理雅各在香港再次修订出版。此书后来传入日本，1867年，首先由江户开物社出版训点翻印本，名为《翻刻智环启蒙》，以后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许多学校的教科书，出现多种版本。

　　当时出版的工具书还有各种方言与英文对照的词典，如《英粤词典》，不一一列举。

　　三

　　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六个城市，散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半月形地带，腹地是人口密集、物产丰盛、文化发达的华南、华东地区，为膏腴精粹之地。西学通过这一地带传播，其规模、影响与先前通过南洋飘拂而来，不可同日而语。

　　六个城市在1860年以前出版的西书，创造了近代西学传播史上许多第一。墨海书馆、华花圣经书房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批西书出版机构；合信所编的《全体新论》等医书，是近代输入的第一批西医著作；蒙克利的《算法全书》，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部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第一批著作。第一次介绍物质不灭定律，第一次介绍万有引力定律，第一次介绍化学元素，第一次介绍近代光学知识，第一次介绍电的知识……，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年鉴、方言词典、学校、报刊等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第一。

　　这些城市出版的西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魏源编《海国图志》时广泛征引了《地球图说》、《平安通书》等西书；徐继畬编《瀛寰志略》，直接得益于雅裨理等人的资料。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前驱，王韬之所以能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无一不与他们系统阅读这些西书、深受西学影响有密切关系。

　　这些西书出版以后，不少传到了日本，并有日译本行世。

　　（附图）

　　通商五口正式开埠的时间依次是：广州，1843年7月27日；厦门，1843年11月1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宁波，1844年1月1日；福州，1844年7月3日。从对外联系角度看，六个城市都有可能成为西学传播中心。但是，历史最后选择了上海。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香港被割让以后，成为英国殖民地，受西方影响自然全面而深刻。但香港在此前比较荒僻，割让以后的发展，也主要在商业方面，文化方面并无大的建树，而且远离内地，所以很难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在通商五口中，福州是鸦片战争中唯一未被英军占领过的城市。强悍的福州人，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欧美人，了解不多，也不买账。1844年6月，英国的李太郭被委任为首任驻福州领事，到福州建立领事馆。福州人对这位英国领事很不客气，“他们让领事官在最不体面的形式下雇一艘本地小船，自己摸索上任，没有享受任何礼节和尊敬，似乎他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珠宝贩”（%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福建文史资料》1962年第1辑。）。地方当局拒绝领事进城，先安排他住在城南的简陋民房里，后几经交涉，才同意将领事馆设在乌石山的破庙里。来这里活动的传教士，虽然有不少在南洋已学会福建话，到这里活动没有语言障碍，但成效甚微。外国人在福州的商业活动也没有太大发展。到1850年，在福州的外侨仅10人，其中7人是传教士，在一段时间里，英国甚至考虑放弃在福州的努力，想用温州取代福州，直到1855年，福州的对外贸易才稍有起色。这是因为，从1853年起，武夷山茶叶运往广州、上海的通路，被太平天国起义切断，茶叶转由福州直接出口。1855年，由福州运往外国的茶叶有15739700磅，1856年达40972600磅，比同年广州出口茶叶量高出34．8％。当然，这个数字还远不能与上海相比。

　　厦门在开埠以前，是福建与荷兰、英国贸易的中心。1843年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设在鼓浪屿，首任领事是记里布。厦门没有中国高级官府，商业区也在城外，外国人没有太多的事要进城交涉，因此，厦门没有像广州、福州那样发生入城问题。鼓浪屿事实上成了外国侨民的居留地。厦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糖、各种洋货和劳工，大批苦力经此地运往南洋与美洲。在一段时间里，厦门的外贸似乎比福州有前途，但西学传播方面，同样没有太大进展。1855年，厦门有外国人34名，其中领事馆人员5名，传教士7名，其余22名都是商人。

　　宁波在康熙年间，曾是中国对外通商的四个港口之一，是浙海关的所在地。清政府在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独开广州，宁波港被迫关闭。1844年开埠以后，宁波以其与海外通商的传统，以及地近上海等优势，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有的外国人一度认为“它是帝国中最好、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在实际过程中，宁波的发展远不及上海。地方当局在江北岸指定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留。1844年，宁波贸易总值为50万元，但以后逐年递减，5年后降到这个数字的1／10以下。1850年宁波有19名外国人，不到上海的1／10。宁波的西学传播，虽然因为有华花圣经书房等机构的支撑，一度颇有起色，但因这里缺少综合优势，在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便被迁到上海，改名美华书馆。

　　从历史渊源方面看，广州最有条件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是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和对外贸易中心，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其对外贸易地位日见下跌，从1853年起，其外贸中心地位终于被上海取代。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受西学影响也远较他处为多，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在西学传播方面虽然有些新的发展，但相对于上海、宁波来说，缓慢得多。外国人在广州开辟租界，远不及在上海顺利。广州人对“夷人”一直持强烈排斥、疑忌的态度，反入城的斗争持续多年。上海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的外国人这样描述广东人与上海人的区别：“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大部分居留在上海的外侨，对古代吴国的历史，是幸运地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吴国人民（上海人）和南越国人民（广东人）是截然不同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在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兰宁、柯灵：《上海史》第34章，艰苦的年代，译文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53页。）这种感受或许有些绝对化，但沪、粤两地人民的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则是事实。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谈到开埠初期的外侨对沪、粤两地的不同印象：“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满意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在广州的外国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在上海，虽然是一个外夷，但是在他的每天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进健康的散步，并不会对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么危害，并且他还可以带着枪和他的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里捉一只雉鸡，或十分钟内捉一只鹬鸟。传教士不像在广州时那样要自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向中国兄弟宣讲福音。在1855年，我们发现香港和其他五个口岸总数85名基督教传教士中，34名是在上海的。这种传教的自由同官吏和该县人民都建立了很大的友谊。”（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1页。）

　　上海没有广州那么良好的西学传播基础，不像福州、厦门有那么多华侨在南洋。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历史上，上海比起其他通商四口，地位最低。但她有自己的优势——地理环境。地处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沿江可直达中国内地，沿海可直逼京畿，港口优良，潜力特大。加上外国人在这里对租界的经营比较顺手，以及吴越人的性格特点，不像广州人、福州人那么激烈排外，这种种因素，使得上海在适应外国人居留方面，在吸引外国人兴趣方面，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其他五个城市。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成为西学传播中心，也是上海人文环境优势从潜在到凸显的表现。上海在开埠以前，就一县而言，在文化上确无优势可言，但其所在的地区，小而松江府，大而长江三角洲，则是自宋明以来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风气比较开放、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明末以来，江南地区实学思潮盛行，数学家、天文学家等成群涌现。笔者作了一个统计，阮元等人编的《畴人传》，共收明末以后的学者220人（不包括西洋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浙、皖三省共151人，占75％。这表明，上海所在的区域，是中国文化、科学比较发达的区域。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集合，包括租界的存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特别是对江、浙、皖三省都有巨大震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拉力与推力交互作用，把周围三省许多富绅文人吸引或驱赶到上海，这使上海先前潜在的文化优势一下子凸显出来。李善兰、王韬、蒋敦复、管嗣复、张福僖、冯桂芬、朱熊、张熊、任薰、任伯年、胡远、虚谷、吴友如、蒲华、徐寿、华蘅芳、刘熙载、俞樾、赵元益、沈毓桂、顾观光、贾步纬、夏瑞芳、鲍咸昌、汪凤藻、钟天纬、严良勋、李伯元、钱听伯、韩邦庆……，19世纪一大批活跃在上海的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小说家、画家、名医、编辑，大多来自江、浙、皖三省。这是上海能够成为西学传播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熊月之，1949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