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体例严整——“宏观不空，微观不琐”。

        文化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习俗等具体领域，又不仅仅是各个具体领域的简单组合，它还要受社会-和经济的制约，又影响于社会-和经济。文化史研究既包括对整个文化现象的综合性研究，又包括对文化史所属各分支的专科性研究。撰述文化史，遇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采用何种体例。按整体综合的体例来撰写，还是按具体领域分门别类来撰写，似乎都有不足或偏颇。《概论》作者匠心独运，采用综论和分述相结合的体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全书以适中的篇幅，涵盖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各方面的内容。

        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四章是综论性的，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及“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问题。综论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虽然不大，但却是全书的核心部分，起到提纲掣领的作用。其中论述中国近代文化特点的第一章，尤为全书的重中之重。作者把中国近代文化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的特征：(1)近代经济的多种成分和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2)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3)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及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4)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5)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通过综论部分，读者可以对中国近代文化有一个宏观的、本质的把握，从而对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中国近代文化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结构变化，以及中西文化关系这一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线索，有所了解和体察。

        后十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分别阐述，包括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技术、宗教、社会习俗及文化事业和团体等方面。这一部分的阐述，有助于读者对中国近代文化各具体问题作深入的探求。更重要的是，分述部分与综论部分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脉络清晰、枝干分明的统一整体，使得综论部分气势恢弘而不虚浮空泛，分述部分细致入微而不支离破碎。总体而言，给人一种“宏观不空，微观不琐”(王汝丰语)的印象。

        第二，观点平实——唯物唯真，不偏不狭。

        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各种刊物、丛书、专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中却出现了忽视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指导的倾向，宣扬“文化决定”论的“文化史观”成为一些论者的新宠。这些论者把文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再以此去勾勒中国近代历史，从而得出了与历史真实相悖的结论。文化史研究需要吸收、借鉴包括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在内的当代西方众多的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但始终应该坚持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文化史研究就有走入误区的危险。

    《概论》一书丝毫没有沾染上述不良风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以历史真实为依归，不故作惊人之论，不妄求新异之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观点平实，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如关于“欧化”和“国粹”的论争的评价问题。—些论者本身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持着偏激的看法，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在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认为舍全面移植西方文化一途外别无他法。在评价“欧化”和“国粹”的论争时，主观色彩十分浓厚，持论往往陷于一偏。《概论》作者则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健康的文化品格，对“欧化”和“国粹”之争作了不偏不狭的评述。该书认为国粹派注意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了文化的创新性和时代性；而“欧化”论者反之。并进而提出，对于中国来说，既不能拒绝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不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中西古今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创造发展新文化。通过这一表述，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不仅在努力彰显历史真实，而且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

又如关于近代在华教会教育及报刊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前史学界对此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近几年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一些论者一味颂扬西方传教士的功绩，认为教会教育、报刊起到了向中国输入西方先进文明的作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破坏旧秩序的新式知识分子。《概论》一书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卜，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认为教会教育、报刊，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传播西学的积极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定的示范意义，但作为西方教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服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是其文化侵略的具体表现。

        第三，文质兼美——语言精炼，材料精当。

        史学著作虽然一般不对文字作过多要求，但如果作者工于辞色，无疑将会为全书增色不少。《概论》一书不但在学术上、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文字上显露出深厚的功底。

        如“多数士人或者醉心科举，沉湎制艺，或者兼商兼史，钻营奔竞，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第85页)  —句，表述纡徐自如，举重若轻，寥寥数语，即把经世致用思潮产生之初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衰颓景象勾勒出米。又如“清代儒学，承明季之绪而衍变”(第115页)，“清代沿明制，取士仍由科举”(第223页)，惜墨如金，字字珠玑，不仅读来朗朗成声，而且别有—种历史沧桑感凸现于字里行间，令人不由俯仰古今，感慨万千。至于“移近代小生产技术之花接封建体制之木”(第91页)一语，则形象生动，把固守“中体西用”原则的洋务派的矛盾揭示得透彻淋漓。

        《概论》作者不仅驾驭文字的工夫炉火纯青，在征引史料上更显露出敏锐独到的见识。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论著做到材料丰富并不为难，难的是使用精当贴切。占有大量史料的工夫要做在书外，最后浮出水面的材料一定是千挑万选之后最能说明观点的。如果能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千金不易，则尤为难能可贵。《概论》一书在这—点上堪称典范，显示出作者坚实的史学根基。

        在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士大夫中间乃然笼罩着封建的思想体系，学习西方的主张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论述这一观点时，作者没有一般地征引当时普遍弥漫于朝野上下的守旧士人的言论，而以注意留心时务、比较开明的梁廷楠为例。梁廷楠重视了解、介绍西方的情况，但对“帅夷长技”的主张却很反感。从而构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更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封建思想的顽固与强大。在介绍20世纪初“欧化”与“国粹”的论争时，该书征引了吴趼人的小说《上海游骖录》，具体形象地说明了清末存在的醉心欧化的社会现象和心态。显示出作者在运用史料时不拘一格，善于在文学作品中披沙拣金，使文化史同于-史、经济史的独特魅力显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概论》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如关于中国文化的外播及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语言文字的改革等问题，没有专门论述。但瑕不掩瑜，总体来看，《概论》以其严整的体系、平实的观点、精当的史料和精炼的语言，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貌，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也是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是文化史研究者的案头书和初学者的必读之书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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