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学习培养期：包括幼儿、小学及大学之教，主要内容是行为训练、道德修养、读书识字、习经学史。②应试赴考期：主要是参加秀才、举人、进士的甄拔考试，学业上继续有所长进，部分人还同时从事-和学术活动。③成才从政期：在取得一定功名之后，或是开始仕宦生涯，在-领域发挥作用；或是潜心学问，在文化学术方面有所建树；或者兼而有之。
读书士子经过学习培养期及应试赴考期后，或者在科场竞奔中获得了较高的功名，得以跻身仕途；或者在著述学识方面有了显著的成就，开始在学术文化界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成才的标志。对于清代历科状元来说，他们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艰难角逐，脱颖而出，在万千举人、进士的行列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每逢传胪大典之后，皇帝例降谕旨，授一甲一名进士“翰林院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个荣街，可以说是专门授给状元的，为大魁天下者所独享。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状元的夺魁年龄，实际上就是他的成才年龄，此时人的智力发展正处在巅峰状态。
清代历科状元廷试首冠时的年龄都是多少岁？什么年龄段的人抡魁者最多？为什么会如此？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历史人才学问题。倘如将这些进一步与近代科学史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我们还可以见到若干有意义的、规律性的现象，也可以促使我们更具体地审视古代士人在求学读书与举业生涯中的一些问题。
2. 清代的会试，始于顺治三年丙戍科，止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共举行112次。由于顺治九年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为满、汉分榜，每科有2名状元，故112科中，共取一甲一名进士114名。稽诸史科，目前有66人的夺魁年龄可以查考出来，兹分述如下。
66名清代状元夺魁年龄及其科分是：
傅以渐 37岁 顺治三年丙戌科 邹忠倚 30岁 顺治九年壬辰科
吕 宫 44岁 顺治四年丁亥科 史大成 35岁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
刘子壮 40岁 顺治六年己丑科 徐元文 36岁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
缪 彤 41岁 康熙六年丁未科 王以衔 35岁 乾隆六十年乙卯科
蔡启僔 52岁 康熙九年庚戌科 姚文田 42岁 嘉庆四年己未科
韩 菼 37岁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 顾 皋 39岁 嘉庆六年辛酉科
彭定求 32岁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吴廷琛 30岁 嘉庆七年壬戌科
归允肃 38岁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蒋立镛 30岁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蔡升元 31岁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 陈 沆 35岁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陆肯堂 36岁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陈继昌 31岁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王式丹 59岁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戴兰芬 42岁 道光二年壬午科
王云锦 50岁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吴钟骏 35岁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
赵熊诏 47岁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 刘 绎 39岁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王敬铭 45岁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 林鸿年 32岁 道光十六年丙申科
陈 华 28岁 雍正二年甲辰科 李承霖 38岁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
彭启丰 27岁 雍正五年丁未科 龙启瑞 28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
陈 倓 38岁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 萧锦忠 43岁道光二十五年乙已科
金德瑛 35岁 乾隆元年丙辰科 张之万 37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于敏中 24岁 乾隆二年丁巳科 陆增祥 35岁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庄有恭 27岁 乾隆四年己未科 翁同龢 27岁 咸丰六年丙辰科
金 甡 42岁 乾隆七年壬戌科 孙家鼐 33岁 咸丰九年己未科
钱维城 26岁 乾隆十年乙丑科 洪 钧 30岁 同治七年戊辰科
梁国治 26岁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 梁耀枢 40岁 同治十年辛未科
秦大士 38岁 乾隆十七年壬申科 陆润庠 34岁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庄培因 32岁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 王仁堪 30岁 光绪三年丁丑科
毕 沅 31岁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 黄思永 39岁 光绪六年庚辰科
王 杰 37岁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 陈 冕 25岁 光绪九年癸未科
陈初哲 33岁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 赵以炯 30岁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金 榜 38岁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 吴 鲁 46岁 光绪十六年庚寅科
戴衢亨 24岁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 张 謇 42岁 光绪二十年甲午科
汪如洋 26岁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 骆成骧 31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石韫玉 35岁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 王寿彭 30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
潘世恩 25岁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 刘春霖 33岁 光绪三十年甲辰科
注：为了节省篇幅，以上所据史籍及考订经过不再赘述。为与史书记载保持一致，其中所指年龄均是虚岁。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以上66人分成几个年龄组，每组的人数，如下表所示。
考 中 状 元 年 龄 组
年 龄 组
人 数
百分比（%）
25岁以下
4
6.1
26—35
34
51.1
36—45岁
23
34.8
46—55
4
6.1
55岁以上
1
1.5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看到：在66名状元中，夺魁年龄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为24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启僔——52岁和王式丹——59岁。66个人平均中状元的年龄是35岁。考中状元最多的年龄组是26至45岁的两组，这两组占总人数的86.3%。换句话说，清代有幸游历魁台者成才年龄，绝大多数是在26岁至45岁之间。
3. 将上述资料与当今科学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相联系、相比较，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古代士子的“最佳年龄区”与“最佳年龄”问题。
现代科学认为，所谓智力，是指人认识客观事物、掌握知识技能并用其阐释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影响人们的智力的因素，有文化知识水平、年龄发展阶段、实践锻炼机会等。智力的发展与年龄的阶段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的记忆力，在青年时达到最高点，往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衰退；而一个人的理解力，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地提高。这样，在人的一生之中，总有一个记忆力蓬勃向上，而理解力运若转轴的时期。这就是智力发展的黄金时代，称为“最佳年龄区”。有人统计了古今中外1249名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共作出1928项重大科学技术创造，现将其发现或创造的那年的年龄，做成统计曲线，便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可以看出，千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是在25—45岁之间，最佳峰值年龄在37岁左右，而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为33岁左右。①
将这些统计跟我们前面作的状元成才年龄统计作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惊人的贴近之处！它们所反映的，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普遍规律。由此我们说，26——45岁是清代状元科举应试的“最佳年龄区”，80%以上的人是在这个时期蟾宫折桂的。应该认为，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最佳年龄区”，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最容易获得成功的时期。45岁以后，智力一般就逐渐衰退，这不仅与人脑生理因素有关，与整个身体状况也有关。像蔡启僔、王式丹那样在52岁跟59岁中状元的，实属凤毛鳞角。我们还可以说，35岁是考中状元的“最佳峰值年龄”，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最佳峰值年龄”。在这个年龄上，人的知觉与记忆、比较与判断、动作与反应速度等智力指标，均处巅峰状态。
4. 清代状元的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国是古代的读书士子为了掌握中国文化典籍，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与光阴。社会科学方面人才的培养，要难于自然科学。
我们先来看看，35岁在人一生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这就要考察一下清代状元的平均寿命。笔者稽诸史料，清朝百余名大魁天下的人当中，有67名的寿命己被查考出来。寿命最短的是邹忠倚，年32岁；寿命最长的是张之万，年87岁。平均寿命是63.3岁。换言之，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间投入到接受启蒙教育、研讨经史典籍、增进书法技巧与熟练掌握应试程式等方面，代价是相当可观的。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不妨看看自然科学方面人才的情况。
有研究者通过对古今中外己故科学家寿命的研究，发现：科学发明与创造的最佳峰值年龄约等于他们寿命峰值年龄的一半。研究者所用的是《自然科学大事年表》提供的848名己故科学家的材料，做出寿命曲线，结果表明，杰出科学家寿命分布曲线的峰值在74岁左右，这个寿命的人数所占比例最大，约占30%。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科学创造首次贡献的成名年龄在33岁左右，最佳峰值年龄为37岁左右，那么科学家寿命分布曲线的峰值年龄约等于最佳峰值年龄的2倍，换句话说，科学家的智力高峰是在生命的“中午”前后②。在这“中午”时分，这些科学家己是成果累累、名闻遐迩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情况要有些不同。自古以来普遍的现象是：社会科学人才的成才与最佳年龄，比自然科学的要迟晚。因为社会科学既要求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又要求有相当的理解力；既要有书本知识，又要有生活阅历。对于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而言，他们在掌握传统文化典籍方面，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特殊难处，负担格外繁重。
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不易掌握，是第一个原因。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即表音文字，用字母表示语音，极便利于学习和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汉字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过伟大的贡献，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深广的影响。但汉字也有严重的缺点：其造字原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一个字一个音节，绝大多数是形声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读出音，读出音不能就写出形，看了形和读出音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这就给学习和使用汉字，带来了很大负担。这里举个当前的例子来比较：日本是采用音节文字——即假名的国度，由于需要，也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汉字，但比中国少得多。中国儿童在小学六年之中要学习的汉字是日本儿童所习汉字的三倍多，特别是启蒙教育的第一年，中国儿童所学汉字是日本儿童的九倍。情况如下表：③
小学六年时间所学习的汉字数
年 级
中 国
日 本
1
630
76
2
883
145
3
773
195
4
391
195
5
258
195
6
255
190
合 计
3190
990
当然，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三千多汉字是不够的。有人统计过，中国常用汉字有五千至八千。若涉足古代文献，用字更多，收在《康熙字典》里的达四万多。我国自汉代以后，称研习文字之学为小学，是成为学者必修的课程，它包括文字学、训诂学及音韵学，即学习汉字的字、形、义，研讨词汇、语法、修辞，辨析字音中的声、韵、调，等等。倘若没有这些基础与能力，企图钻研古代典籍以及科场高中，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文化历史典籍数量浩繁，学习和掌握它需要花费很多时光与精力，这是第二个难处。
清代读书士子在蒙养教育阶段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基础教育阶段要学习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以及诗词歌赋等，门类卷帙都相当可观。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光与精力要专注于此。我们知道，大凡涉及中国古典文化的学问，研习者的负担都很重。举个实例来说，像中医药学专门家，除了要具备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外，还需通晓中医基本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需通晓药学和方剂学著作，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需要熟习历代名家医案，当然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就使中医学家的成才年龄显得很晚。有人统计了《辞海》等列有姓名的40名中医学家，以其第一部著作成书年龄为成才年龄，发现他们之中，最小的27岁，最大的81岁，平均年龄57.9岁。其情况如下表④：
40名中医学家成才年龄分布区间
年龄组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人 数
3
1
7
8
14
5
2
百分比
7.5%
2.5%
17.5%
20%
35%
12.5%
5%
总而言之，由于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与困难，是清代状元成才年龄显得迟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5. 清代状元的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也和八股制义虚耗了士子大量精力有关。
清代读书人往往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八股文，因为它是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平心而论，明初制定八股文格式之际，立意未尝不善。这种文体是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目的是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内，既考察应试诸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又考察他们的文词表达能力。由于每篇试文分为八股，每股的文句形式与内容都有特定的要求，这就便于考官较迅速地判断应试者的水平高低，以定取舍。所以，八股文是科举时代一种比较成熟的规范化、标准化试卷模式，它作为科场考试的专用文体，沿用五百年之久，绝不是偶然的。但是，世上没有无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康熙年间曾一度停用八股文，旋又恢复。乾隆初年又有兵部侍郎舒赫德指陈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朝臣中间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论辩，结果还是继续沿用。在这种情况下，清代读书士子为了研习时文制艺，弋取功名，不得不耗用许多宝贵年华。
这种时文制艺，掌握起来费时费力，士子登进仕途后又全然无用。更有一味抄袭墨卷房行，舍弃根本之学，心术变坏者。故明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对它进行过猛烈抨击，并提出改革方案。在许多笔记小说里，也将其弊端暴露无遗。这之中，以顾炎武及龚自珍的议论较为典型，兹举出以见一斑。
顾炎武对经义取士的弊端，进行过淋漓尽致的针砭，其论曰：“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张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后，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又有论曰：“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 ⑤顾炎武在这里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后来成了流传很广的名言警语。他所提出的变更办法是：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这些疑义要以一经通之于五经，应试者必需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使其文无法事先意拟，只能出于场屋之中，这样才不致以他人之文抄誊一遍便可侥幸中式。
龚自珍也十分痛恨八股取士之害，力主加以厘革。他在《与人笺》中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 ⑥龚自珍指出，八股取士的第一层害处，是使天下子弟心术变坏和义理不通。他说：“曰：功令观天下说经之言。童子但宜讽经，安知说经？是为侮经。曰：功令观天下怀人、赋物、陶写性灵之华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强之为若言？然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者，天下之父兄为之。父兄咎功令，宜变功令。” ⑦八股取士的第二层害处，是徒耗精力于浮文，入仕之后全无用。他说：“进身之始，言不由衷，及既进也，使一旦尽弃其所为，而骤责以兵刑、钱谷之事，而兵刑、钱谷又杂而投之一人之身。之人也，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 ⑧他认为必须改变功令，“变之如何？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就是向朝廷陈述自己的见解，答问本朝的政事。他提出，每次可出十条题目，全答对的列为甲等，答对七条列为乙等，答对三四条的列为丙等，答对不够三条的就不录取。文词不能扭捏作态、模棱两可，或是不着边际、离开正题。还要适当规定，每条不能超过若干字。答不上的，就庄重地写上“未闻”二字。他说：“如此则功令不缛，有司不眩，心术不欺，言语不伪。” ⑨为了表达自己呼唤改革、希望涌现出大批有作为人才的炽热情怀，龚自珍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总之，顾炎武、龚自珍所抨击的不是整个科举考试制度，因为科目选士之法较之以往的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制来说，具有明显的均等竞争机制，有利于甄拔人才。他们所指斥的，是考试的内容与程式。认为八股文实在空疏无用，贻误人才。这些见解无疑是很正确的。清代状元与万千举子都曾为科场应对文字而呕心沥血，着实令人扼腕太息。
注：
①② 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200、242页。
③ 据刘导生：《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见《中国语文》1986年第1、2期合刊。
④ 王通讯：《人才学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拟题”。
⑥《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⑦⑨《述思古子议》，《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⑧《对策》，《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原载《齐鲁学刊》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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