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在此期间，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动摇、瓦解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处于动荡不定的变革之中。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下，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西学传播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当时的“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章）。“如火如荼”一词正是对辛亥时期西学传播实际情况的准确概括。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传播的西学内容丰富、学科齐全、数量庞大。

　　辛亥以前，中国显然已经引进西学，但主要侧重于科技知识的介绍，至于西方社会科学则为数不多。这种传播虽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辛亥以后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方的哲学、社会*学说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介绍和引进的主要内容。引进的内容以学科计有哲学、*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以及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还有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

　　注重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学说是此期西学传播内容的重要特征。卢梭的《民约论》（杨廷栋译）、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即《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本名为《法意》）、斯宾塞的《女权篇》（马君武译）、《*哲学》（吴兴让译）、那特硁的《*学》（冯自由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日本吾娄兵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马君武译，严复译本名为《群己权界论》）、加藤弘之《人权新说》（陈尚素译）等译著均在1903年前后出版发行。它们都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价值的译本。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以介绍西方学术为职志。梁启超从1901年起，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评介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达尔文诸哲的思想学说，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学说，但在1901年以前达氏著作在中国尚无译本。1901年马君武选译了达尔文《物种原始》（日译本）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取名《达尔文物竞篇》，与他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篇》合刊出版。次年，他又译出该书的第四章“自然选择”，以《达尔文天择篇》为名出版。虽然《物种原始》这部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未能全译行世，但中国学人可以通过这两种节译本窥见达尔文学说的大概。

　　对自然科学的介绍虽然逊于社会科学的输入，但较之从前亦有很大进展。它的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介绍。为适应各种新式学堂教学需要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科学教科书，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当然其中不少书籍还是1900年以前课本的再版。二是关于西方科技领域新成果、新学理的介绍。如鲁迅在《说鈤（即镭——作者按）》一文介绍了放射性元素镭的发明、性能及其应用的知识。《近世物理学教科书》（日本中村清二著）介绍了德国科学家伦琴等对x射线的研究。《无机化学》（瑞典新常富著）介绍了电化学，该书论证了化学能与电能之间相互交换的规律。《生物界之现象》（日本安东伊三次郎著）介绍了当时生物学界最新研究成果——遗传学原理。马君武译的《矿物学》（德国胡沙克著）首次把结晶学介绍到国内。英国帕森斯创造的新式造船技术、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航空事业的信息也都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辛亥时期的西学传播不仅内容丰富，学科齐全，而且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兹以译书为例，窥其全豹。辛亥时期究竟出版了多少译书至今仍无确切统计。有两本译书目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本是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收录了中国自184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出版的译书书目；一本是1904年问世的《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0—1904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前者共分39类，收录各种书目568种，后者分25类，所载书目达533种。也就是说辛亥时期前五年的译书出版量几乎相当于以前50多年的总和。

　　其二，日本成为西学引进的又一重要来源。1900年以前，中国人主要通过直接翻译欧美书籍来介绍西学，而到1900年以后日本则成为人们注意的热点。大量日本译著与欧美译著风行海内，充斥书肆，形成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章）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对日本国的传统看法，视之为效法的样板。同时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服同文，有许多学习上的便利条件。于是在20世纪初中国便兴起了一个学习日本的热潮。随着留学事业的发展，留日学生组织了许多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1900年）、教科书译辑社（1902年）、湖南编译社（1903年）、闽学会（1904年）等。这些团体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书籍、主办发行报刊杂志，介绍了大量传入日本的西学和日本的近代学术文化。其中译书汇编社是成立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机构。它的成员有陆世芳、杨廷栋、吴振麟、章宗祥、曹汝霖等10余人。先后译刊的著作有伯盖司（美）的《*学》、伯伦知理（德）的《国法泛论》、孟德斯鸠（法）的《万法精理》、卢梭（法）的《民约论》、伊耶陵（法）的《权利竞争论》，以及日本学者的《近世*史》、《*学提纲》、《国法学》等数10种。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急剧高涨，日文译作数量激增，后来居上，以至超过译自欧美各国的书籍。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在533种译书中，译自日本的竟达321种之多，占总数的60％强，比译自英、美、法、德、俄等国的译书总和还要多。另据有人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籍共958种，其中总类8种、哲学32种、宗教6种、自然科学83种、应用科学89种、社会科学366种、史地238种、语文133种、美术3种。（〔日〕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序）日文译著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引进了许多新知新理，而且输入了大量日本创造的各种名词术语。不少日本术语已与汉语融合，一直使用至今天，如经济、物理、哲学、生产力、逻辑、归纳、演绎、警察、社会、竞争、进化、唯物、唯心等等。这些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内容，对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斗争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西学传播的主体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少数与其合作的中国开明士大夫所构成。据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多数译著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预译书的中国人大多不懂外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起辅助性作用。这种情况下的西学引进只能处于被动状态。而在反映辛亥时期西学传播的《译书经眼录》中，中国人翻译者415部，中外学者合译者33部，外国人翻译35部，出现了大颠倒。由此可见，在辛亥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传播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动权，开始改变引进西学的被动地位。1900年以前的中国译者不惟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想水平、翻译能力等方面都很有限。1900年以后的中国译者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译书经眼录》中提到的中国译者共有近300名，其身份有学生（包括留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医生、科技工作者、职业*家、政府官员等，遍及知识界的各个阶层。他们大都受过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外语水平，能够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或同情者，在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方面都远胜其前辈。严复、林纾、马君武、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范迪吉、杜亚泉、张相文、樊炳清、赵必振等便是其中的杰出者。

　　总之，在辛亥革命期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励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勇敢探索，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以较短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引进的片面性、被动性，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辛亥时期的西学传播达到如此的水平，取得如此的成就决非偶然，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辛亥时期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西学传播的主要推动力。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派别，即革命派和改良派尽管政见不同，势同水火，但在传播西学，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学说的问题上却持有相同的观点。革命派认为：中国振兴之道“非灌输路索、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诸儒之学说以淘洗之，茫茫大陆将随学界长沦于黑暗之中矣”。（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二期，1903年2月版）改良派也是如此。梁启超就认为处于“全地球激湍般涡最剧最烈之场”的中国必须吸收西方近代的“新学术”，“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出版）这是因为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经过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经济积累和思想准备阶段，缺乏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当他们在和封建主义作斗争时深感自己力量的不足和思想理论的贫乏，不得不向域外求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知识饥荒”。自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传统学术文化日趋没落，汉学、宋学、词章已属陈旧弊陋，很难引起学子的兴趣；八股时文更是无实无用，大遭时人的唾弃。人们对于新知识、新学理的渴求，犹如大旱云霓，思望如渴。用什么来填补学界出现的“真空”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推广西学。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传入的西学内容偏狭，数量稀少，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文化教育的需要。这就为辛亥时期大规模传播西学提供了极其广泛的社会需要的市场。

　　辛亥时期的近代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也是西学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文化事业特指报刊、学堂、出版机构、图书馆等保存、传播文化信息的机构。如辛亥期间中国人创办的报刊不下千余种，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络。在教育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就是科举制度被废除和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从而形成了包括学前儿童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体系。翻译出版机构在这个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清政府的官书局遍设各省，一些商办书局，如广智书局、开智书局、普通书局等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告世。辛亥时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的重要时期。到1904年，北京、长沙、武昌等地已经设立了新式图书馆。1908年12月清政府颁布了《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废除了“藏书楼”的旧称，并要求全国各省、府、州、县依筹备年限陆续设立。

　　上述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力地破除了中国社会在封建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封闭、隔绝的守旧风气，为西学传播、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西学借助于这些有利条件逐步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也许依然会沿着原来的轨迹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但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挑战迫使这个东方老大帝国在历史转折的路口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应变性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在19世纪60—90年代，一些知权达变的官僚士大夫对传统的统治思想和统治办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试图把西方的经济技术、自然科学和中国的纲常名教、封建制度结合起来。在此期间，尽管西方自然科学得到人们的承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仅仅局限在文化的表层结构，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孟儒学体系并未被触动。这就是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第一个高潮所产生的轻度振荡。从戊戌维新运动起，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至辛亥革命期间，以民主学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内容的西学如同潮水般涌进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引进的西学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表层，而且触及到它的内层结构。传统的*观、道德观、宇宙观乃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孟儒学都受到新思潮的诘难与抨击，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基础随之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传播带有文化革命性质。

　　西学知识的广泛介绍，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豁然大开，开始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反省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近代文化意识的形成。进步知识分子反对以往那种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识，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梁启超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分三等：有“挟莫强之兵力”的横行霸道的“受人畏慑之国”；有“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的“受人轻侮之国”；还有“其教化*卓然冠绝于环球”的“受人尊敬之国”。后者由于“教化*”发达被认为是上乘的国家。（《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1页，《饮冰室合集》第五册）说明重视文化的因素在梁氏的价值中据有特殊的地位。进步知识分子把鲜明的文化意识与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新的角度探求西方国家强大和中国落后贫弱的原因。有人撰文指出：文化学术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出版）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文化上。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在发展“兵战”与“商战”的同时进行“学战”。所谓“学战”乃是辛亥时期的仁人志士要求振兴中国近代文化的心声。他们认为不懂得“学战”，“兵战”、“商战”都将不得要领。有人撰文指出：“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

　　怎样才能建设中国的近代文化，以保证“学战”的顺利进行呢？许多人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曾提出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主张废除汉学；有的要求“保存国粹”；有的认为继续实行“中体西用”的方针。比较起来，梁启超的主张颇有见地。他认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更新的原则：“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选集》第221页）前者是指对本国固有文化的改造继承；后者是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这样就把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了建设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正确途径，较好地克服了“醉心欧化”论和“保存国粹”论的缺陷。

　　新的文化观念启迪了创造新文化的实践活动。辛亥时期，这种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和建立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新体系。

　　进步知识分子吸取了西学中的民主思想，向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思想体系发起了比戊戌维新思潮更为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思想界之所以沉闷，“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同上，第306页），迫切要求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摆脱封建纲常名教对人们的牢笼。他们大胆破除千百年来对孔子和儒学的迷信，剥去封建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神圣桂冠，指出所谓“‘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孔子之学仅列周季学派之一耳”。（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左盒外集》卷五，第1页）章太炎甚至直接批评儒学经典，指出“《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原经》，《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中卷）刊于《新世纪》的《排孔征言》一文更为大胆地提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在这里作者实际已经呼唤出“打倒孔家店”的先声。经过这种冲击，孔子失去了昔日的灵光，传统儒学思想体系的坚冰正在民主、平等思想的曙光下开始销溶。

　　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近代文化事业的建设。在封建传统文化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以什么东西作为近代新文化的灵魂和内质呢？他们从丰富的西学中吸取营养，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内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宝方良药。青年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热情洋溢地欢呼：“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幡宝，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辛亥革命》第一册第335页）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精神在古老的东方再度发扬光大。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既脱离不了人类的创造，又能够经常地深刻地改造人类本身。辛亥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民族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问题是近代文化建设迫在眉捷的问题。他们的文化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许多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素质之低劣发出感慨：迷信、愚昧、守旧弥漫于人民中间，信奉的人生哲学“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说国民》，《国民报》第二期，1901年6月出版）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破除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风俗。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大胆地提出“三纲革命”、“祖宗革命”、“圣人革命”的激进主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束缚人心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他们主张吸收西方社会道德规范中的有益成份来建立中国新的道德精神。马悔指出：“预固非谓改革道德则扫尽中国旧有之道德，而尽从泰西之道德也。……则当输进欧美各种之道德学说，抉其精以治吾之粗，取其长以补吾之短。而其要尤在鼓励人人有自由独立之精神，养*人有别择道德之智识焉。”（《新民丛报》第二十八号，1903年3月出版）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民应该有的道德品质是国家民族意识、独立自由精神、权利义务观念和开拓、进取、创新、竞争的胆识和信念。（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第一号至第四十一号，1903年5月出版）

　　大力发展近代的教育、文艺、文字改革等事业是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方面。进步知识分子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

　　他们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劣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近代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无法律；无*、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七期，1903年5月出版）他们不仅提倡家庭、学校教育，而且强调社会教育。“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1903年8月出版）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办了许多新式学校，依照西方或日本的教育制度，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学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晚清的文艺领域空前活跃、文学、美术、音乐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文学方面的变化极为突出。进步知识分子不满于封建旧文学的陈腐俗陋，要求文学界来一个新的变革。他们一方面大量翻译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在新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撰写反映现实，表达时代要求的小说，较好地起到推动爱国救亡运动和启发教育人民的作用。许多人一反封建文人鄙视小说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意义。梁启超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1月出版）反映出文学观念的深刻变迁。

　　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汉语（古代汉语）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形成了改革汉语的运动。至辛亥时期这一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仅就切音字改革来说，在此期间就出现21个改革方案。许多地方还举办了教授官话字母的学校，创办了一些提倡汉语导革的报刊和学术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学者开始运用近代新式的治学方法研究、评价、总结中国传统学术，光大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学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破除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不囿于儒学一格，对诸子百家展开研究，诸如先秦时代的道、墨、法、名、杂、农、兵各家，以及后世的王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无不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内。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学者在此期撰写的许多学术著作不仅在内容上有创见，而且在写法上借鉴了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和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用资产阶级探讨传统学术的作品，对近代文化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

　　在近代，中国明显地落后于西方。中西文化交流自然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当时尽管有许多腐朽的东西，但从总体来说，它对于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西学传播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实际也是如此，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西学中找到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开展一系列变革，逐步清除过时的、陈腐的垃圾，建立起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文化体系。

三

　　辛亥时期的西学传播虽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非尽如人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梁启超在反思这方面的问题时指出：当时的西学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向，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食品足以为代。”（《清代学术概论》）他的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内容芜杂、多而不精是当时西学传播的重要缺陷之一。辛亥时期10年间引进的西学如果从数量上看成10倍、甚至成100倍地超过以往，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内容质量的话，就会看到多数学科的介绍只限于基础知识范围之内。各种译著中普及性、通俗性的读物偏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性著作较少。如《译书经眼录》收录了关于近代教育的译著48种，全是实用性较强的普通读物。而欧洲一些著名教育家如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费希特、福禄倍尔等人的著述尚未及时译出。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同样存在，是当时引进工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林纾曾经翻译了外国小说百数十种，风行于时，但其中的多数都是欧洲二三流作品。见识远大，选择译本独具慧眼的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严复在中日甲午战后的10余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群学肄言》等八部世界名著，均是当时学界为数不多的翻译珍品。

　　西学引进的另一个缺陷是疏于比鉴、泥沙俱下。西学的传播者们被汹涌而来的域外学术学派弄得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几近有闻必录、有书必译的境地，大多抱着“以多为贵”的宗旨。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忽视对舶来品的研究、鉴别而贪多求快、草率从事的倾向，致使不少译著错谬百出，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如严复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时，把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扩张要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科学”加以宣传。许多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梁启超在介绍康德的哲学思想时，用佛学观点加以简单比附，造成很多概念性的错误。在当时的译书和报刊上，出现在译文表达和文字叙述方面的问题亦屡见不鲜。有人撰文批评作新社出版的“地理一类，佳本盖鲜。……于销数则可矣，然其地名之误者，盖不知其几许。”（《读金陵卖书记》，《新民丛报》第28号）该文还披露：“今之译者，大率于中国旧本全未寓目，虽极通行之名词亦不识，所据皆东译本。东人以其假名强配西国字母，原音多舛误，又往往将其语尾不读之音亦全录出。故一地名、一人名，动长至五六字，且有十余字。……至其全无心肝，一页之中同译一名，而前后互异者，更不足责矣。”无怪人们评论当时出版的译书，“以观其工，则译工、印工、装订工，无不草率之极。以观其料，则墨料、纸料、线料，无不偷减之极。以较前时所译者，不必展读，盖一望其书之外形，而知其工率之分矣。”（《论译书旧时期》，《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64页）

　　以上弊端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是不足为怪的。这主要因为传播西学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既未能认真地消化外来知识，又来不及培养起分析鉴别的能力，往往是刚学会外语就仓促上马，着手进行翻译。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译界之混杂，由于学东文太易。新学小生，手《东文典》、《和文汉读法》等书，未及三日，亦嚣嚣然谈译书”。（《翻译与道德心之关系》，《新民丛报》第25号）可见，在这个时期传播西学的主体虽然比以前有了新的提高，但其水平依然参差不齐，知识水平和翻译能力并不很高。这些因素势必影响译书的质量。

　　再者，当时的西学引进带有很浓厚的功利色彩，传播者大都抱着某种实用性的宗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章）这样在择选译本时比较偏重于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的内容，以满足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实现引进西学的实用价值，而不足在于对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的实现则会造成一定的局限，妨碍人们系统地完整地掌握别国人民的文化学术。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1905年正式提出，是当时科学界的最新成果，但这一信息并没有及时介绍到国内，直到“五四”运动时才迟迟传到中国。其原因则与相对论并非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具有实用性有关系。

当然，外来文化并非全是香花佳禾，其中不之毒草莠苗。在引进它们时人们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华，往往是兼收并蓄，利弊相形。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因惧其害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作因噎废食的蠢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中，才能取长补短，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提高对外来文化的识别能力。辛亥时期的西学传播证明了这一点。它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积极影响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而它存在的缺陷和经受的挫折也会象长鸣的警钟，时刻告诫着后人。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