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康有为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亦明显有《万国公报》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也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客观地讲，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作的大量宗教宣传，影响力并不大，倒是其配合宣传宗教而介绍的西方文化打开了晚清中国人的眼界。这种“种瓜”反而“得豆”的反常现象，值得认真思考。
四、“种瓜”何以“得豆”
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或移植宗教文化，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从林乐知来讲，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指导、具体措施等不能讲不科学，尤其是办学建新式学堂，重点培植新式知识分子，让晚清知识界、官僚层转换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进而广播基督教文化，是非常合乎清末的中国国情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r)讲得十分深刻：“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对儒家的教育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16〕这实质上是釜底抽薪，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很高明的一种传教手段。但问题还在另一面，被儒家文化所“化”了的文化人或士大夫阶层，并不具备接收基督教文化的良好机制，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现代教育去挽救即将跨掉的儒家传统文化大厦，使其再生。
在世界文化长河中，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想打破并代替这种文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哀叹说：“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