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圣彼得堡的总行开始，到许许多多的前哨银行为止，一概都有两个部门——一个是从事实际银行业务，维护真正股东利益；另一个是通过获取路矿森林的租界权，和足智多谋董事老爷们所看中的其他领域而取得*影响。 

另据记载，华俄银行的每个分行，其重要职员均由俄国财政部精心物色，精心挑选。他们接受俄国政府的指令，以银行职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在中国积极从事各种间谍活动，诸如刺探中国*、经济、军事情报，贿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官吏，收罗爪牙，挑拨汉族、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从而为沙俄的侵华政策服务。 

在沙俄政府眼中，华俄银行是实现其将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贯“满洲”这一方针最为直接、最为得力、最为方便的工具。为了实现西伯利亚铁路直穿“满洲”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相连的愿望，沙俄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是“公对公”，由沙俄政府直接出面，通过与清廷“谈判”实即采取压力、威胁的办法，迫使清廷就范，1896年5月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即是；另一方面，维特决定利用贿赂以顺利地解决西伯利亚铁路的走向和在中国取得租界权。为此，他向尼古拉二世建议：先贿买中国最高统治集团的亲信。尼古拉二世立即指令华俄银行尽速收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与情报。为此，华俄银行将被后来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称之为“国际侦探”璞科第派往北京，担任该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下车伊始，就千方百计寻找打通宫廷的内线。一天，他闲着无赖，心中烦闷，便来到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饮酒。落座不久，举眼一望，前面座位上有一个道士正在自斟自酌。璞科第眼前忽然一亮，立即凑上前去。两人对饮三杯，这个道士早已神魂颠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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