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在历史实感上有其优势，但在资料的使用上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人重视起较远的日本侵华事件的研究，即研究昨天、前天以至更久的日本侵华事件。这是历史的反思走向深化，也是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到抗日战争前，这种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一时出版了不少日本侵华史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部，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7卷，天津大公报社1934 年出齐）（注：修订版1979年由三联书店开始出版，增加第8卷“1920 —1931年中日关系大事记”，1982年出齐。），另一部是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1937年4月出版）； 前者是通史性的，后者为专题研究，两者都在学术上达到相当水平，直到现在都还为研究者所必须参考。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45年后，王芸生追述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编写此书“乃出于一片忧国之情”。（“修订导言”）所谓忧国之情，就是对日本侵略危机的忧愤，这是当年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人普遍共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两国的地位、情况、相互关系的形势等都发生变化，但人们研究日本侵华并未忘怀这忧国之情，而且又增加了一层惕厉之心。这样，以史为鉴，以史为戒，就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日本侵华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近代史研究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起步并渐渐成长起来。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近代史需要发展外国侵华史研究，外国侵华史本身也需要研究，于是包括日本侵华史在内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便被提上日程。但在最初的十多年间，由于重点在揭露美国的侵略，日本侵华史研究显得很次要，甚至被视为附属于美国侵华史，早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如尚钺的《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检讨和教训》（《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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