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当时为官京都或身膺疆寄、出使他国等要员的文集陆续出版，大大丰富了中法战争史资料的内容。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等关于中法战争全局，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及《张靖达公杂著》、彭玉麟《彭刚直公奏稿》、胡传钊《盾墨留芬》、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冯子材《军牍集要》（又名《冯宫保军牍》）等关于两广防务及陆路东线战场，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等关于云南边防及陆路西线战事，欧阳利见《金鸡谈荟》、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刘秉璋《刘文庄公奏议》（又名《刘尚书奏议》）等关于浙东办防及石浦、镇海兵事，张佩纶《涧于集》、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等关于闽台诸战，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等关于交战国外交，邓承修《语冰阁奏议》等关于中越疆界勘划……都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留下的文字，后人要完整地认识中法战争的本来面目是难以想象的事。

　　3.初步研究的成果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总的来说比较冷清。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有些研究还卓有成效，向为学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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