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成为一片火海。这就是引发太平天国反清风暴的具体社会背景。在当时，受认识水平等历史条件的制约，洪秀全依旧借宗教起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原本无可厚非，除非我们否认太平天国揭帜造反的正义性，或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洪秀全。该书强调指出，“与清代民间教门和秘密会党相比，上帝教所信奉的独一真神信仰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正是借助于威严刚烈、权能无限的上帝形象，洪秀全才得以有效地统一号令，汇聚力量，整肃军纪，使金田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第449页）
《天国的陨落》还通过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太平天国力图推翻清朝的腐朽封建政权、建立美好社会理想同借邪教实现个人*野心，“圣库制度”同邪教敛财，多妻制同邪教教主荒*纵欲等的原则区别。
《天国的陨落》并不是对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作一味的肯定，而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该书指出：“毋庸讳言，在《*党宣言》业已问世的年代，洪秀全所手创的宗教是一种拙劣落后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其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第44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到后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变得十分苍白，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性，从而导致太平军‘因人心冷淡’而‘锐气减半’。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夭折，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第447页）
《天国的陨落》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辩证分析，特别是对上帝教是否“邪教”的有力辨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因为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太平天国运动如何评价，更关系到如何看待封建时代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问题。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群众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用以指导自己为摆脱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残酷剥削压迫而作的生死搏斗。正因为这样，如该书所说，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第443页）如果我们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民间宗教一概以“邪教”目之，通过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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