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群众,发动群众革命的犀利武器,这对帝国主义是绝大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蒙上一层薄薄宗教色彩的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正是中国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文化落后的反映。拜上帝教教义的根子,是深深埋藏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之中的。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拜上帝教的教义中,既有革命作用的一面,也有消蚀革命的一面。1848年春,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之一冯云山被捕,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洪秀全离开桂平县外出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主持无人,“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心无定见”。(《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以下简称《印书》)第十二册。)杨秀清宣称天父降凡,代天父发言,安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并声言天父差他降凡代世人赎病。同年10月,肖朝贵宣称天兄降凡。(《天命诏旨书》。见《印书》第三册。)为了领导集团的团结,洪秀全以后追认了杨、肖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但这就是矛盾的开端,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洪、冯创教,杨、肖代上帝、耶稣发言,宗教领导二元化,隐藏着分裂的严重危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三章第三节。)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安下了家,形势发生了新变化。西征的军事胜利,把革命前线推向了江西、湖北。洪秀全、杨秀清等有些革命领导人物住进了巍峨宏丽的东王府,再也接触不到风起云涌的群众起义,看不到革命官兵手拿长矛大刀,出生入死地冲锋陷阵。相反的是锦衣玉食,侍从成群。这些因素,磨损了他们刚锐的革命志气,使他们眼光变浅短了,心胸变狭隘了。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才能与功绩,热衷于追逐个人的权力、地位。于是,杨秀清与洪秀全的矛盾加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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