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笔江西款项，归两江总督使用，都是曾国藩奏请批准了的。1862年1月，沈葆桢以道员超擢江西巡抚，全仗曾国藩的保荐，论理，曾、沈之间不会闹矛盾，搞磨擦了。然而，他们两人为了争权夺利，竟也吵闹起来了。曾国藩长于揽权争利，沈葆桢精于打算。沈葆桢不满曾国藩的原因有下列数端：

　　第一，1860年曾国藩开始出任两江总督，那时，安徽、江苏在太平天国掌握之中，皖南战争不休，苏北、上海交通梗阻，曾国藩鞭长莫及，湘军水陆师筹集巨饷，只有着眼于江西一省了。曾国藩在1860年奏拨江西漕折，奏办江西牙厘，犹在情理之中。到了1862年秋，时异势迁，湘军已攻占安徽；李鸿章已率军去沪，代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上海江海关月入五、六十万两的关税，已经落入湘系手中，曾国藩的饷源来路宏阔，迥非1860年初任两江总督的情况可比。可是，江西仍须拨解漕折给湘军粮台，岂非“刻舟求剑”，苛待江西？1862年10月，沈葆桢上《请留漕折接济军需折》说：江西一省进款，以厘金、漕折等为大宗，厘金收数较多，曾国藩完全移作皖、浙军饷。漕折提京饷四十万，每月又须递解湘军粮台，作为皖南湘军军饷。江西通省漕折，除去京饷、皖饷外，所余无儿，而江西军饷尽出其中，安得不穷？现在江西军事倥偬，军饷左绌右支，“请伤部将江西应提京饷，暂由他省匀拨”，同时停解漕折。在这里，沈葆桢笔下留情，没有指出曾国藩饷源来路已广。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曾国藩从来专横，关于停拨漕折事，沈葆桢事先并未向他请示，因之，曾国藩对沈葆桢切切于心。他写信给左宗棠说：“幼丹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国藩：《复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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