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

　　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二十章。)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清朝军队不仅不能将太平军镇压在广西一带，而且不能阻止太平军定都天京。曾国藩、李鸿章以及直接受太平军威胁的地方官吏何桂清、薛焕等人感知，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借用了西洋技法，因而需“借洋兵助剿”，在中央的奕祈、桂良等人也力主改变国策，向西方学长技。

　　李鸿章率淮军出战不久就发觉，太平军所以“猛不可当”是因为他们作战“专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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