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忧外患中，咸丰驾崩，发生棋祥政变，为统治阶级内部坚持与洋人打交道的一干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政变中获取权柄的慈禧和奕祈不能不稍顺暗助他们的洋人之意，而且必须向国人摆出与被他们取代的肃顺等人不同的*态势，所以他们在发出的惩办肃顺等人的上谕中特别斥责了其“伪报外人态度言词恐吓故君，阻其还都”的罪行。这种斥责无疑是在对朝廷过去的外交态度表示悔过，也预示着未来的对外亲善之势。清朝廷在政变后的对外亲善之态与地方上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洋务之举于此合流。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就这样在宫内宫外的偶发事件中具备了内部的基本条件。
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还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方列强是否和为什么愿意让中国开展学习他们的洋务活动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答案。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明确表示对西方各国来说，新的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因此“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英国及其同伙虽然已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诸多口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中国太弱、大贫以致不能满足他们侵略的需求。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傲慢无理、治理国事的腐败、无能，中国民众对西方商品的排斥心理以及因封建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自给自足、不依赖商品的生活习惯等等都是列强实现其侵略目标的阻碍。因而他们亟望中国能借西法以自强，并且愿意帮助中国自强自富成适合于他们侵略需要的国家。威妥玛也在《新议略论》中表白：中国若借法自强，泰西各国无不欣悦，因为中国改政对于外国“益盖多焉”：“中华初办，需约外人相帮”；“内地以此容易治平，外国人民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中国必得约请借贷”。这个算盘扒得真可谓精妙之至，他是希冀中国自强后，压平内乱，为入侵者在华居住、通商提供安宁的环境，同时在自强期间还可为他们提供控制中国的机会和输出资金的门路。显然列强是从殖民化角度来促成中国的强和富，但也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以太平天国为突破口实现扩大侵略权益企图的破产是列强扶助清政府自强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初期，入侵中国的外国列强曾一度想借太平天国来实现殖民目的，扬言“用实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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