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的人口，除上述户部统计的阙失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人口降幅过大的错觉。

　　1．动乱中转徙流亡或参加起义军而脱籍者为数甚多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在奏摺中称：“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李文忠公奏稿》卷之3，《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苏州府吴江县即“至咸丰庚申（咸丰十年），粤‘匪’下窜，户口散亡多矣”（光绪《吴江县续志》卷9。），扬州府甘泉县遭受兵燹后，也是“既多丧亡散失，……商旅视为畏途，则皆闲道而去”（光绪《甘泉县志》序。），在浙江，则有“自几次被‘贼’窜扰之后，人民离散，田野荒芜”（《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以及“金、衢、严及杭、嘉、湖一带，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7章，页G，78。）的记载。安徽安庆府曾是太平军与清军数度展开争夺战的要地，人民因战乱“罹烽刃者，十不二三”，余多“转徙四方”者（民国《怀宁县志》卷7。）。《陕西通志》记载：“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其伤亡人数不过占起义前咸丰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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