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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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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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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1月1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所载的《戊戌政变记》中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否认这一阴谋的存在。方法之一是公开的驳斥，在《戊戌政变记?政变正记》第二章“穷捕志士”一节中根据清廷宣布康梁等罪状时前后不一的说法，梁指出谋围颐和园等罪名是守旧党为消灭改革而捏造的。“观其诬康有为之罪名也，初则曰鸩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人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更无论也。”（注：《戊戌政变记》，第93页，或《清议报》第3册，1899年1月12日。）方法之二是利用知情人的“身份优势”进行解释。政局变幻莫测，时人对于各路传闻莫衷一是，而康梁的“局中人”的身份恰好能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同时消除对其实性的怀疑。梁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件来解释光绪召见袁世凯一事。
可以肯定，梁启超在写《谭嗣同传》之前看过《六士传》。这从时间上说是完全可能的。《六士传》1898年11月15日就已发表，《东京报》于当月27日转载，《知新报》在同年12月23日转载；而《谭嗣同传》首先刊布于《清议报》第4册，时间是1899年1月21日。而且《知新报》恰恰是康梁维新派所掌握的刊物，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他们的文章，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该刊的内容。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和《林旭传》在某些文辞上与《六士传》有明显的相同之处，更足以证明梁启超事先曾参阅《六士传》。《戊戌政变记?杨锐传》云：“杨锐……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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