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86、268页。)大学士徐桐甚至无耻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9页。)李鸿章、奕□等人也相随附和。李鸿章对维新派非常蔑视，曾向慈禧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67页。)奕□在临死之前，还对光绪帝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58页。)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同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36页。)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59页。)中央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唯一人（李端□）而己。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8页。)
第三、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反对变法维新。为了抵制和阻挠变法维新运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猖狂的反扑。这年，张之洞写的《劝学篇》，便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反动代表作。在《劝学篇》中，他着重地攻击维新派的根本主张，即“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连篇累牍地敷陈大地主、大买办的伦理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调。此书受到慈禧统治集团的重视，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下令颁发全国，并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拒厄言。”(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3页。)结果，《劝学篇》 “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帝国主义者对这本书也大为吹捧，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加上一个“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这就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反扑变法维新运动的反动面目。有人曾尖锐地指出，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劝学篇》书后，《新政直论》五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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