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期间，台谏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一是被称为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另一个当推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伯鲁思想敏锐，学通中外，在担任御史的数年中，“丰裁峻整，弹劾不避权贵”(《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七。)，尤其是在变法开始后，他发人之所不敢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与阻挠维新的顽固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对百日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亲历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曾指出：台谏诸臣中，惟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版，下同）第91页。)。本文拟据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对宋伯鲁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作一考察。

（一）

　　宋伯鲁，字芝栋，亦称子钝，晚号芝田，陕西省醴泉县人。“家素丰，后中落”，其父为生员，工花卉，有“南田”之誉。伯鲁由廪生“以优行贡成均”，中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入词林，散馆授职编修。1891年充辛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1894年又充甲午科山东乡试副考官，旋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在宋伯鲁任京官期间，清政府已江河日下，*十分腐败，上下贿赂公行，军备废驰，吏治败坏。宋伯鲁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多次上书要朝廷澄清吏治，整饬军备。如光绪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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