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内在原因。就国际背景说，是英、日、俄、美诸列强相互斗争的结果，李鸿章正是看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背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交上的手段制止战争或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诸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并由此延误了中国诸多有利的战机。就内在原因说，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差距相当明显，中国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确实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的国势不仅不比日本弱，而且正如法国权威人士所评论的那样，“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9页。)因此，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虽然是对洋务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很难以此证明清政府以洋务自强为核心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和不可取的。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毕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于是，在有着以成败论英雄的悠久传统的国度里，李鸿章便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唾骂”，国人皆曰可杀。于是，连带所及，李鸿章主持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便也成了人们的攻击目标。李鸿章只好以一己之身承担中国失败的罪责。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过程中的主张、决策诚然可议，但是，是否就必须以中国的失败而追溯洋务运动的责任，是否能因为洋务运动没有触动中国的旧体制而应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责任呢？答案显然不能非此即彼。事实上，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几十年积蓄的力量，中国可能更是不堪一击，中国可能将要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全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说，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追论洋务运动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找错了问题的方向，可能是陷入了民族主义的误区。而且尤当注意的是，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追论洋务运动的责任与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是李鸿章的*对手借机发难。他们有意识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可能正深藏着他们一部分不可告人的丑恶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之后对洋务运动的检讨与批判，以及由此而引导的戊戌变法，实际上只是陷入了民族主义的误区，是基于民族情结的张惶失措，是一个民族*意识并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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