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文化群体，似乎只是在纯粹的学术领域才有所建树。而事实上，章门弟子并非完全埋首于书斋生活，他们秉承师训，注重经世致用，密切关注社会问题。鲁迅在解释他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之缘由时就表示：“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1]，周作人也回忆自己“因为热心于民族革命的问题而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学，那时候章先生正鼓吹排满，他讲学也是为此。”[2]又如黄侃，后人一般因其学问精深而称之为“国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他曾在辛亥革命中叱诧一时。有论者即感叹：“独后世之人，未察先生平生历事，亦甚少见先生之文，则蔽以一言曰‘国学大师’。诚哉斯言，而革命之黄季刚，于今知之者谁？”[3]幸而，章太炎作为其师，深知其革命行迹，他在为其撰写墓志铭时便写道：“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季刚）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机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乃返蕲春集义”[4]，十分详细地记录了黄侃的革命事迹。 

历史地看来，章门弟子正是在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的过程中初次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当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点：是否必须革命？是否必须推翻满清统治？是否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而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章门弟子都坚定站在革命派立场上，对改良派予以了严厉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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