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来看，他们对合法斗争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许多活动都是在立宪派人的影响下进行的。保路运动发生后，谭人凤等虽在湖南等地开展工作，但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准备武装起义，而且热衷于秘密活动。湖北立宪派绅商力倡争路，革命派居正等人认为这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32〕四川的革命派也觉得“全省民气尚不可为”，“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33〕致使在重庆等地，“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34〕革命派虽然认识到“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35〕并“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36〕当时的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立宪派的影响，被限制在破约保路的范围内，罢市、罢课等斗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激进的《川人自保商榷书》虽出诸同盟会员的手笔，具有爱国反清的思想，但其内容仍未脱离立宪派的争路原则，反映了立宪派“地方自治”及对经济、*、军事权力的要求。这表明，革命派只能用立宪派的语言，通过拥戴立宪派来实现领导民众，并依他们的思想水平来确定斗争方针。“成都惨案”发生后，同盟会员截木板作“水电报”，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反映出革命派利用立宪派的威望，打着他们的旗子发动群众，从事革命。对于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革命派没有统一的部署，组织涣散，领导不得力，内部不团结，没有很好地配合各地保路同志军的起义。这种状况，较之立宪派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是大为逊色的。
五
郭沫若同志说过：资产阶级立宪派“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37〕
保路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波及到社会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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