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9日发布的这份上谕，可以说是对以往政府的商办铁路政策的自我清算。该上谕指出，以往路政，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导致路政的错乱纷歧。这种商办政策的结果是，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帐甚巨，参追无著”；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上谕称，如果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愈深，后果何堪设想。该上谕最后宣布，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而枝路则仍许商民量力酌行。至于如何收回之详细具体办法，则由度支部与邮传部根据这一宗旨，悉心筹划。[9] 

此诏书宣布之后10天，即同月20日，盛宣怀就与英、法、美、德的银行财团缔结了借款合同。 

四国银行借款合同及其评价 

应该说，相对于过去清政府与外国所签定的铁路借款条约而言，这份合同还是较为有利的。盛宣怀于1911年5月20日代表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定条约的基本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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