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如果民主共和的原则可以恢复中国的秩序，袁世凯并非不愿乐而为之，无奈现实并不尽如人心，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的秩序不仅未见恢复，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说：“民国肇造临时政府，一年以来，无日不以恢复秩序，力谋统一为事．盖非此无以靖地方，办非此无以立国也．……若本国不能统一，对内则裁汰冗兵，划一币制，无从人手．因此于各国商业保护条件，俱有妨害。不独无以对本国良民，亦何以对和好各国？”(《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类编》第58页，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9年。)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使袁世凯对民主共和产生怀疑，不能不使他对恢复秩序的指导原则作一重新思考。
当然，袁世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虽然在当总统的头一年中遵循他就职时的誓言，但他信仰的转变，毕竟程度很浅．同南方革命派某些把共和主义当作绝对原则的人们对比，袁世凯支持、遵守共和政体也只是为了平衡国家内部的各种力量和把国家置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作出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反应。(［美］恩斯特·扬《袁世凯何以能登上总统保座？》，一文对袁是否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有平实公正的分析，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266页，中华书局，1982年。)一旦共和政体无法帮助他实现上述目标，那么他对共和政体的怀疑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对共和政体的怀疑，一方面基于*上的考虑，即怎样才能重新确立政府或他个人的权威，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袁世凯深感秩序的紊乱不已，主要的不在地方势力的破坏，而在于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全面崩溃，“今日大患，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袁世凯：《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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