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
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再加立宪派人的从中拉拢、怂恿,原有的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加速了革命派的解体。在临时政府所在地之争,黄兴、黎元洪关于大元帅之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这种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在不少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如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作为湖南代表的谭人凤竟向居正耳语说,“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八七页)这次到会的共有十七省的代表,每一省代表无论若干人,当推一人投票。*的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这一票就是谭人凤投的。谭人凤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对革命党人的腐蚀作用。当时革命派内部矛盾与冲突给孙中山带来很大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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