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认识和实践上的限制，同盟会事前没有能制订出对立宪派人和原清廷文武官员，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转而拥护共和的一些人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他们在武昌起义前似乎根本没有研讨过这类问题。这就决定了各地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按各自的认识自行其是。这种情况对革命党人建立和掌握政权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一般说来，革命党中的上层领导者在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对立宪派人是没有采取排挤态度，而是力争与他们合作的。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党人，在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交往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倒是革命党人对立宪派人所固有的拥袁反孙的基本*立场，缺乏应有的警惕，缺乏必要的批评与斗争。立宪派人的这种*立场，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表现得愈来愈加突出，最后终于成为袁世凯反对革命破坏共和的同盟军。

　　再次，革命党人虽然很早就制订了《革命方略》，把建立革命政权放在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建立民国后要进行建设，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却没有足够认识，缺少为革命而掌权的强烈意识。在这方面，黄兴可作为典型代表。作为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他本应把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央临时政府放在突出的地位，并担当起领导责任。但事实上，黄兴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不够积极的。南京光复后，留沪各省代表选举黄为大元帅，要他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他坚不就职，主张另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省都督中选一副元帅，他自己愿领兵北伐，就是证明。黄兴是如此。孙中山亦有类似思想。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道经伦敦，听道国内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的消息，竟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尉。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孙中山：《致民国军政府电》（19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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