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

　　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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